说到兴起时，熊国栋手舞足蹈，这时的他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是个72岁的“著名话剧导演”，满是孩子气。

  他十分健谈，既能跟你详谈美食与酒，也能细说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艺术修养》，就算聊到网剧《太子妃升职记》，他也能时不时插上话。天南地北的闲聊，往往最能体现熊国栋的身份——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读书人。

  朋友们赞熊国栋是个“杂家”，他却常常自嘲为“杂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出，这位洒脱之人骨子里的某些坚持。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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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天天冷，熊国栋在南京花神湖附近的房子玻璃上冻出了窗花，这一惊喜发现，让他和妻子陈怡安高兴了好久。这对年逾七旬的夫妻趴在窗边，又是打灯，又是选角度，像是对待一出新剧那样，好不容易拿手机拍下了这一转瞬即逝的美景，然后，忙不迭地发在朋友圈里。

  总能发现惊喜，这便是这对艺术家夫妇买下这套房子的最大原因。

  1998年，尚未退休的熊国栋偶然来到花神湖附近，被美景打动，他当即拍板，买下了这套湖边的公寓。

  这是一套第一印象“稍显简陋”的跃层公寓，冬日里有些冷，但只要你在里面待超过1分钟，很快就能发现这里的与众不同。

  最直观的，就是散落于各个角落的书——只有少部分书被规规矩矩地摆放在书架里，更多的则居无定所——你能在茶几上看到《欧洲艺术简史》，也能在蒲团下找到《格调》，一本雨花台地方志被随意摆放在阳光房里，另一些经年的艺术杂志就更不羁了，它们或许只有一两个角露在主人能找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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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位“奉命歌颂者”，到先锋艺术的传播者、实践者，再到一个思考者，熊国栋差不多用了一辈子。

  1946年，熊国栋的父亲——一位美国驻国民政府大使馆海军武官处的职员从重庆来到南京时，家里的长子熊国栋只有2岁，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跟戏剧打一辈子交道。

  1960年，熊国栋16岁，在南师附中念初三。临近毕业的时候，他遵父命填了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报名表。但是他的班主任，也是他的地理老师觉得他应该去演戏，甚至偷偷帮熊国栋到戏剧学院报了名。

  戏校考试的那天，熊国栋透过窗玻璃，看到考生们在考场一个个表演得像模像样时，做了逃兵。第二天，这个逃兵经过一个晚上的恶补（连夜背诵《解放军文艺》上的一首诗）后，被他的老师押往考场补考。

  他竟然被录取了。在戏校的第二年，他忍不住问主考老师，为什么会录取自己，很明显，考试那天，他的小品搭档要比他强得多。“我们需要的是一张白纸。”

  1965年，因成绩优异，熊国栋被分配到省话当演员。当时，他不止做演员，有时也会写写剧本。而他当时的剧本大多是在歌颂，歌颂钢铁厂的工人，或者歌颂稻田里的农民。

  熊国栋的家中有一本《圣经》，硬壳，线装，纵版印刷。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抢下来的。他当时的行为也得益于表演的功底，“当时在破四旧，我是参与者之一，要烧到这本书时，我一脚将它踢出火堆，说了一句，‘这本书这么厚，烧不着啊！’”

  文革期间，居然成了熊国栋的黄金阅读时期，他经常出没于南京和扬州的古旧书店，很幸运地买到了很多因抄家流落到书店的“坏书”“黑书”，郭沫若的《虎符》《孔雀胆》，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艺术修养》。10年“苦读”，让他离艺术越来越近。

  粉碎“四人帮”后，他很自然地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独幕剧，很自然地成了导演的助手。

  1980年，上海戏剧学院在全国招生，熊国栋顺利地考上了导演系的导演专修班。在上戏，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毕加索、莫奈、梵高的画；第一次接触到了贫困戏剧、环境戏剧。第一次接触到了奥尼尔、尤奈斯库、贝克特。1982年，当熊国栋只身回到南京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一个人。他已经和现代、和世界接上了头。这种转变看得见摸得着，因为当他重新回到南京的时候，他不仅带回了他的行李，而且带回了一出大戏——《路在你我之间》。这出以待业青年寻找出路为基本情节的话剧于1983年的元旦，在东风剧场上演。它颠覆了以往的戏剧形式，推倒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樊篱。结果，此剧大获全胜，连演了六七十场。场场爆满。《路在你我之间》在业内也受到广泛赞誉，它与当时席卷北京票房的《绝对信号》并称为“北绝南路”。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话剧的黄金年代，也是熊国栋的创作黄金期。《路在你我之间》之后，他又接连执导了《十五桩离婚案》《预测灵魂》，改编并执导了莎剧《爱的徒劳》、奥尼尔的代表作《天边外》。这些充满创造力的先锋作品，奠定了他江苏重要戏剧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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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国栋的家中摆满了书，有关戏剧的，文学的，绘画的。但摆在他手边的一本却是《白鹿原》，这本书他已经看过很多遍，如今再读，只是因为去年的一段经历。

  2015年，熊国栋回了一趟綦江，这是他母亲的故乡，在这里，他亲手触摸到了中国文化的断层。

  “在过去的中国，耕读传家是一种常见的文化传承生态，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熊国栋说，在綦江，他亲眼看到了外公——一个前清秀才种下的两棵大树，听说了一些陈年往事，也拿回了一些家族中流传了数十年的老物件，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现状。

  “留守儿童，外出打工，农事凋敝。”脾气平和的熊国栋此时竟有些激动。“我们是时候应该做些什么了。”做些什么呢？他没有选择做慈善，他知道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也没法影响大政方针，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这位已经退了休的南京戏剧大咖，他想做的是，“我们能不能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让孩子们喘口气，增加一点人文教育，具体来说，就是戏剧教育。”

  年富力强时，熊国栋是把先锋戏剧带到南京的人，他的眼光是骄傲的，他是仰着头的。现在，年纪大了，他弯下了腰，他想把戏剧带给孩子们。“戏剧不光有冲突，戏剧还有灵魂，孩子们离开学校踏上社会，是需要有灵魂陪伴的。”

  在这间满是岁月味道的书斋里，昔日的熊国栋又回来了。他上一次惊人之举是在2008年，他首先提出打造南京百老汇的想法，并为之奔走呼号。这一次，他又回来了。

  对话

  做戏剧

  要耐得住寂寞

  读品周刊：上个世纪80年代曾是中国话剧、戏剧的黄金年代，后来逐渐被电视、电影取代，如今，小剧场好像有渐渐复兴的迹象，你怎么看？

  熊国栋：其实话剧逐渐衰落，并不完全因为电影和电视的出现，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财富观念的转变，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挣钱成了第一要务，人们的空闲时间都去挣钱了，看话剧的就逐渐少了。如今，对于这种艺术的需求，又让很多人回到小剧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对话剧感兴趣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你看，如今南京的大学都有剧社，许多年轻人都乐在其中，而且，不只是文科生对话剧感兴趣，很多理科生都是剧社的主力。《蒋公的面子》能火，代表了现代人仍然认可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让话剧的黄金年代回归。

  读品周刊：除了作为剧作家和导演，你还从事教育工作，对于教育生涯，你怎么看？

  熊国栋：退休后，我有时候还友情客串一些话剧的编导工作，但更多的时间都放在了教学上。我教给孩子们很多，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我认为人文教育还是越早越好，而戏剧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我们的教育往往从童话教育直接跳到了数理化教育，中间缺少了人文教育，实际上，人文教育应该陪伴我们终身的。戏剧教育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提高孩子们的美学素养，第二就是模拟一些东西，让孩子们在戏剧中模拟家庭，模拟社会，甚至模拟“老人倒地后该不该扶”，这都是教育。

  另外，我觉得尽管现在技术进步了，但有些传统还是保留的比较好。比如说，学习表演、导演、编剧，都不能太急功近利，要耐得住寂寞，毕竟现在这个社会，成名太容易了，这很浮躁。另外，一些传统的技艺要保留，比如说我们当时学习时，师生同台演出很正常，但现在已经几乎看不见了，技术并不能完全取代技艺，当时我们用一些道具来模拟声音，现在则都是用录好的声音了，现在的背景音乐虽然真实，但缺乏情感，我并非厚古薄今之人，但还是觉得，有些东西不能丢。

  “我们能不能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让孩子们喘口气

  增加一点人文教育，具体来说，就是戏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