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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31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现代快报网
熊国栋:每个人都需要灵魂陪伴
  退休不代表退场,熊国栋对戏剧发展一直没有停止思考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熊国栋
  先锋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曾执导《路在你我之间》《爱的徒劳》《天边外》等中外话剧。

  说到兴起时,熊国栋手舞足蹈,这时的他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是个72岁的“著名话剧导演”,满是孩子气。

  他十分健谈,既能跟你详谈美食与酒,也能细说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艺术修养》,就算聊到网剧《太子妃升职记》,他也能时不时插上话。天南地北的闲聊,往往最能体现熊国栋的身份——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读书人。

  朋友们赞熊国栋是个“杂家”,他却常常自嘲为“杂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出,这位洒脱之人骨子里的某些坚持。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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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天天冷,熊国栋在南京花神湖附近的房子玻璃上冻出了窗花,这一惊喜发现,让他和妻子陈怡安高兴了好久。这对年逾七旬的夫妻趴在窗边,又是打灯,又是选角度,像是对待一出新剧那样,好不容易拿手机拍下了这一转瞬即逝的美景,然后,忙不迭地发在朋友圈里。

  总能发现惊喜,这便是这对艺术家夫妇买下这套房子的最大原因。

  1998年,尚未退休的熊国栋偶然来到花神湖附近,被美景打动,他当即拍板,买下了这套湖边的公寓。

  这是一套第一印象“稍显简陋”的跃层公寓,冬日里有些冷,但只要你在里面待超过1分钟,很快就能发现这里的与众不同。

  最直观的,就是散落于各个角落的书——只有少部分书被规规矩矩地摆放在书架里,更多的则居无定所——你能在茶几上看到《欧洲艺术简史》,也能在蒲团下找到《格调》,一本雨花台地方志被随意摆放在阳光房里,另一些经年的艺术杂志就更不羁了,它们或许只有一两个角露在主人能找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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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位“奉命歌颂者”,到先锋艺术的传播者、实践者,再到一个思考者,熊国栋差不多用了一辈子。

  1946年,熊国栋的父亲——一位美国驻国民政府大使馆海军武官处的职员从重庆来到南京时,家里的长子熊国栋只有2岁,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跟戏剧打一辈子交道。

  1960年,熊国栋16岁,在南师附中念初三。临近毕业的时候,他遵父命填了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报名表。但是他的班主任,也是他的地理老师觉得他应该去演戏,甚至偷偷帮熊国栋到戏剧学院报了名。

  戏校考试的那天,熊国栋透过窗玻璃,看到考生们在考场一个个表演得像模像样时,做了逃兵。第二天,这个逃兵经过一个晚上的恶补(连夜背诵《解放军文艺》上的一首诗)后,被他的老师押往考场补考。

  他竟然被录取了。在戏校的第二年,他忍不住问主考老师,为什么会录取自己,很明显,考试那天,他的小品搭档要比他强得多。“我们需要的是一张白纸。”

  1965年,因成绩优异,熊国栋被分配到省话当演员。当时,他不止做演员,有时也会写写剧本。而他当时的剧本大多是在歌颂,歌颂钢铁厂的工人,或者歌颂稻田里的农民。

  熊国栋的家中有一本《圣经》,硬壳,线装,纵版印刷。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抢下来的。他当时的行为也得益于表演的功底,“当时在破四旧,我是参与者之一,要烧到这本书时,我一脚将它踢出火堆,说了一句,‘这本书这么厚,烧不着啊!’”

  文革期间,居然成了熊国栋的黄金阅读时期,他经常出没于南京和扬州的古旧书店,很幸运地买到了很多因抄家流落到书店的“坏书”“黑书”,郭沫若的《虎符》《孔雀胆》,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艺术修养》。10年“苦读”,让他离艺术越来越近。

  粉碎“四人帮”后,他很自然地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独幕剧,很自然地成了导演的助手。

  1980年,上海戏剧学院在全国招生,熊国栋顺利地考上了导演系的导演专修班。在上戏,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毕加索、莫奈、梵高的画;第一次接触到了贫困戏剧、环境戏剧。第一次接触到了奥尼尔、尤奈斯库、贝克特。1982年,当熊国栋只身回到南京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一个人。他已经和现代、和世界接上了头。这种转变看得见摸得着,因为当他重新回到南京的时候,他不仅带回了他的行李,而且带回了一出大戏——《路在你我之间》。这出以待业青年寻找出路为基本情节的话剧于1983年的元旦,在东风剧场上演。它颠覆了以往的戏剧形式,推倒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樊篱。结果,此剧大获全胜,连演了六七十场。场场爆满。《路在你我之间》在业内也受到广泛赞誉,它与当时席卷北京票房的《绝对信号》并称为“北绝南路”。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话剧的黄金年代,也是熊国栋的创作黄金期。《路在你我之间》之后,他又接连执导了《十五桩离婚案》《预测灵魂》,改编并执导了莎剧《爱的徒劳》、奥尼尔的代表作《天边外》。这些充满创造力的先锋作品,奠定了他江苏重要戏剧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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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国栋的家中摆满了书,有关戏剧的,文学的,绘画的。但摆在他手边的一本却是《白鹿原》,这本书他已经看过很多遍,如今再读,只是因为去年的一段经历。

  2015年,熊国栋回了一趟綦江,这是他母亲的故乡,在这里,他亲手触摸到了中国文化的断层。

  “在过去的中国,耕读传家是一种常见的文化传承生态,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熊国栋说,在綦江,他亲眼看到了外公——一个前清秀才种下的两棵大树,听说了一些陈年往事,也拿回了一些家族中流传了数十年的老物件,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现状。

  “留守儿童,外出打工,农事凋敝。”脾气平和的熊国栋此时竟有些激动。“我们是时候应该做些什么了。”做些什么呢?他没有选择做慈善,他知道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也没法影响大政方针,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这位已经退了休的南京戏剧大咖,他想做的是,“我们能不能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让孩子们喘口气,增加一点人文教育,具体来说,就是戏剧教育。”

  年富力强时,熊国栋是把先锋戏剧带到南京的人,他的眼光是骄傲的,他是仰着头的。现在,年纪大了,他弯下了腰,他想把戏剧带给孩子们。“戏剧不光有冲突,戏剧还有灵魂,孩子们离开学校踏上社会,是需要有灵魂陪伴的。”

  在这间满是岁月味道的书斋里,昔日的熊国栋又回来了。他上一次惊人之举是在2008年,他首先提出打造南京百老汇的想法,并为之奔走呼号。这一次,他又回来了。

  对话

  做戏剧

  要耐得住寂寞

  读品周刊:上个世纪80年代曾是中国话剧、戏剧的黄金年代,后来逐渐被电视、电影取代,如今,小剧场好像有渐渐复兴的迹象,你怎么看?

  熊国栋:其实话剧逐渐衰落,并不完全因为电影和电视的出现,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财富观念的转变,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挣钱成了第一要务,人们的空闲时间都去挣钱了,看话剧的就逐渐少了。如今,对于这种艺术的需求,又让很多人回到小剧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对话剧感兴趣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你看,如今南京的大学都有剧社,许多年轻人都乐在其中,而且,不只是文科生对话剧感兴趣,很多理科生都是剧社的主力。《蒋公的面子》能火,代表了现代人仍然认可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让话剧的黄金年代回归。

  

  读品周刊:除了作为剧作家和导演,你还从事教育工作,对于教育生涯,你怎么看?

  熊国栋:退休后,我有时候还友情客串一些话剧的编导工作,但更多的时间都放在了教学上。我教给孩子们很多,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我认为人文教育还是越早越好,而戏剧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我们的教育往往从童话教育直接跳到了数理化教育,中间缺少了人文教育,实际上,人文教育应该陪伴我们终身的。戏剧教育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提高孩子们的美学素养,第二就是模拟一些东西,让孩子们在戏剧中模拟家庭,模拟社会,甚至模拟“老人倒地后该不该扶”,这都是教育。

  另外,我觉得尽管现在技术进步了,但有些传统还是保留的比较好。比如说,学习表演、导演、编剧,都不能太急功近利,要耐得住寂寞,毕竟现在这个社会,成名太容易了,这很浮躁。另外,一些传统的技艺要保留,比如说我们当时学习时,师生同台演出很正常,但现在已经几乎看不见了,技术并不能完全取代技艺,当时我们用一些道具来模拟声音,现在则都是用录好的声音了,现在的背景音乐虽然真实,但缺乏情感,我并非厚古薄今之人,但还是觉得,有些东西不能丢。

  “我们能不能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让孩子们喘口气

  增加一点人文教育,具体来说,就是戏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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