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

  ——巴别尔《骑兵军· 我的第一只鹅》

  我们对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很熟悉,对伊萨克·巴别尔知之甚少。巴别尔差不多是被文学史“清洗”的作家，但只一本《骑兵军》，就足以使他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第一位就是巴别尔。博尔赫斯盛赞巴别尔，说他的短篇小说《盐》写得很优美，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卡尔维诺也为之着迷。

  1894年，巴别尔出生于俄国敖德萨的犹太商人家庭。家里管束极严，少年时就读于敖德萨商业学校，这所学校的法语教师瓦东是法国人，富有文学天赋。他教会了巴别尔法语，以至于巴别尔能对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这奠定了他的文学品位。

  从商校毕业后，巴别尔去了基辅，1915年又去了彼得堡。在彼得堡，他没有居住权，见警察就得逃。也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向各编辑部投稿，可总是吃闭门羹，所有的编辑都劝他去找家店铺当伙计。这个倔强的敖德萨人于1916年底去见了伟大的文学导师高尔基。高尔基对他说：“敬爱的机灵鬼，作家的道路，布满了钉子，多数是大号的，不得不光脚走这条路。会出很多的血，并且会一年比一年流得多……”高尔基刊发了他的几个短篇小说。随后又这样教导他说：“很显然，您不能详细了解任何东西，先生……还是到人间去吧……”

  高尔基的“打发他到人间去”的决定是英明的，1917年直至1924年，巴别尔先后在罗马尼亚前线当兵，在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第一骑兵军、敖德萨省委等部门服务，在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任印刷出版编辑，在彼得堡和梯弗里斯任采访记者，等等。

  1920年，26岁的巴别尔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跟随布琼尼统帅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战争历时三个月，巴别尔目击了欧洲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空前惨烈的骑兵会战。在征战过程中，巴别尔写下一本厚厚的日记。日记中的人与事为他创作《骑兵军》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1923年，巴别尔承认“终于学会了怎样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又写得不太冗长”。他重新开始写作。战后，他陆续写作和发表了这些小说。《骑兵军》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它由若干个简短的短篇小说组成恢弘画卷，如同一幅直指人心的木刻版画，直接犀利、深刻精确地洞察了复杂残酷的人性真相，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它是一部最简短的史诗。

  巴别尔向往最为纯洁的美好，并把它作为真理，但同时他也决不回避生命的阴暗和残酷。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战友们（就是那些哥萨克）听说“我”是来自彼得堡大学的法学副博士，一脸的鄙夷，可后来就是这位红军军官“一个箭步蹿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咔嚓一声断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鹅的翅膀还在扑棱”。文质彬彬的“我”竟然能做出如此残忍的举动，而且不顾老婆子的号啕大哭。这就是残酷的生活、残酷的真实。 “他似乎是用探照灯照亮了人类生活的一个钟点，有时是一分钟。他总是选择人类最为袒露的那些状态……”（爱伦堡语）巴别尔总是非常恰当地选择了这“一分钟”，一瞬间，我们就看到了人性之残忍和活力；就是这非同凡响的“一分钟”，使巴别尔成为唯一的巴别尔，明显有别于其他同样有才华的作家。

  巴别尔对马情有独钟。哥萨克更是为马而疯狂，战马是他们生命中的另一半，没有马匹就没有第一骑兵军。《战马后备处主任》《一匹马的故事》《阿弗尼卡·比达》《一匹马的故事续篇》和《千里马》等篇章直接描述与战马相关的故事。在《泅渡兹勃鲁契河》中，巴别尔描述了月光下骑兵军的战马泅渡过河的场景：“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巴别尔像木刻版画家一样，把马的各种形象契刻在恢宏的作品《骑兵军》中。

  巴别尔总是写得很慢，甚至很痛苦，总是无法对自己感到满意。他自己说：“写时很困难，但喜欢反复修改。”他对自己要求苛刻。他一方面打趣地说，人生就是为了快乐，为了同女人睡觉，为了在炎热的时节吃冰激凌；但另一方面，朋友们总是看到他在大热天，赤身露体地在从事写作，并没有吃冰激凌。

  巴别尔的修辞绚烂，但他对此有相当的警醒。他说：“为了剔除自己作品中你最喜欢的然而却很多余的那些部分，需要强健有力的手指和绳索般粗壮的神经，有时还得不惜鲜血淋漓。这仿佛是自我折磨。”当我们看到行云流水而又回味无穷的《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之时，能否还会念想作者经历了怎样的“自我折磨”才铸炼出这美妙的作品呢？

  《骑兵军》发表后，引来了激烈的争论。“哥萨克”制度的维护者最先发出了批评的声音，认为它是“强盗主义之歌”。而巴别尔也适时地声明，他的意图并不是要为第一骑兵军写一部英雄赞歌。他在1920年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哥萨克是些什么人？他们有很多层面——吵闹，彪悍，职业，革命性，残忍的动物性。”在1924年——《骑兵军》发表当年，骑兵军的领导人布琼尼将军就开始四处指责小说没有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真实形象。1928年，对于《骑兵军》的批评越发尖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但高尔基一直保护着巴别尔。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撰文反驳,其中写道:“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被惹怒了的布琼尼在《真理报》发表致高尔基的公开信，他怒不可遏:“巴别尔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第一骑兵军的真正的和积极的战士……他的尝试成了讽刺和诽谤。”

  1937年，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清洗在苏联开始了。1939年5月15日，巴别尔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被捕，他被控告的罪名是：“在筹备针对苏共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中，从事反苏维埃阴谋恐怖活动。”在刑讯逼供下，巴别尔作了伪证。但在1940年1月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最后一次审判中，他否定了前面的证词，在最后陈辞中他作了无罪申诉，他说：“我是无辜的，我从未做过间谍。我对任何反苏行动一直持反对态度……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显然，作家最后的请求是天真的，随后的1月27日，巴别尔被枪决，他的遗体在顿河修道院的火葬场火化。

  爱伦堡给予巴别尔这样一个速写：“他身材不高，敦敦实实的，总是戴着一副眼镜，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时而狡黠，时而忧郁的光。”他平凡至极，几乎不像一个作家。他的朋友帕乌斯托夫斯基则觉得巴别尔不可捉摸：“他是一个过于复杂的人，一个能纵观一切、明了一切的人。”他是那么开朗、幽默，他的朋友总是引用他的话说，世界是“五月的草地”，一切是那么美好，未来是光明的……他在写到自己的战友赫列布尼科夫时说：“相同的情欲激荡着我们。世界在我们两人的眼中犹如五月的草地，犹如上面走着女人和马匹的草地。”（见《一匹马的故事》）

  □育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