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前来拜访杨苡的人，都会被先生的健谈打动。老人脸上一直带着笑意，说话时逻辑缜密，记忆力惊人，故人和故事仿佛就住在她的脑子里，会被她随时请出来，加入这一场交谈。

  以翻译《呼啸山庄》闻名遐迩的杨苡已经97岁了，见证了近百年历史。她高超的叙事技巧就像一根细绳，把一个个熟悉或陌生的名人旧事串起来，组成一串属于诗歌、文化或者历史的“珍珠项链”。但在97岁杨苡的有50年历史的书房里，最大的感觉却是“童真”。

  娓娓道来时，经过时光洗练的杨苡竟更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以始终单纯的目光打量着不停变化的世界。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野草，硕儒，白发

  在许多人的口耳相传中，杨苡家的院子也叫“杨家花园”，但在初访者看来，这不过是个普通小院罢了。实际上，你得多待一会，才能看出小院的雅致——昏黄的冬日阳光下，别的院子里大多要么堆满枯枝败叶，要么挂着衣服床单，唯独这个小院里，野草野花破土而生，衬得满院子苍翠欲滴，灵气逼人。

  只有12平方米大的书房也是如此，第一眼看过去平淡无奇，细细打量才能看出与众不同。

  推开门，97岁的杨苡坐在一张硕大的椅子上，因为腿疾，她无法站起迎客，却依然能让人感觉到她的热情。她不停地欠起身，低下头，跟每一个来访者握手，脸上始终带着笑意。待到访客在沙发上坐定，她又招呼着，端来咖啡飨客。

  这一整套的礼仪已经有些年头了，招待过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这些来访者中，有著作等身的学者，有来洽谈业务的书商，有前来采访的记者，也有慕名前来的学生。

  这是一种浸在骨子里的优雅。

  1919年，杨苡出生于天津，家境殷实。读女校时，杨苡悦读，写诗，也开始给巴金写信。1938年，战火纷飞，她跑去了昆明。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后，杨苡历任中学教师，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翻译。1949年后，她历任语文教师，原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方语文学院讲师，南京师院外语系教师。

  杨苡从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译著有长篇小说《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呼啸山庄》这个译名由她首创，此后，该版本一版再版，成为经典。

  1965年，赵瑞蕻（诗人，1999年辞世）和杨苡搬进了这个有75平方米的房子，起居于此，会客于此，阅读于此，写作于此。50年过去了，人们尊称杨苡为“先生”，但杨苡不这么看，一下午的交谈中，她数次强调，“自己可不是大人物”。

  童心，率真，娃娃

  杨苡一向是喜欢远离“大人物”的。她说，几十年前，她遇到了时任南京大学副校长的董健，董健对这位前辈十足恭敬，杨苡却选择快步离开。之后，董健离任后，杨苡才跟他说起原委。

  外人看来，这种行为多少有些孩子气，但杨苡向来如此。

  这间书房里的陈设十足地体现出主人的性格——这里除了堆满书橱的书籍，最引人瞩目的，一是塞在各个角落的老照片，二是别人带来的玩偶娃娃。杨苡喜欢娃娃，对于这一点，熟人大多知道。于是，许多访客来此之前，都会去挑一个娃娃。

  不止一位访客说起杨苡的健谈：任何话题她都能跟上，说起故事和故人时，引经据典，又朴素生动，她逻辑缜密，别人极少能打断她，连说上一下午，都不会劳累。“有一次，我是趁着先生吃晚饭才告辞的。”一位来访者曾这样抱怨。

  杨苡的博闻强识来自于时光——她的书橱里，有各个年代的老照片，有泛黄的书籍，有沾满了尘埃的书信。这些物件在时光的洗练下大多发黄变黑，但杨苡始终没变。

  杨苡的“童真”当然不只是喜爱娃娃，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气质。

  她不喜欢大人物，喜欢给来访者讲“跌宕起伏”的故事。比如说，1946年，她在国立编译馆工作，有一次，她跟同事在聊天，谈物价骂政府，不经意间，看到了门外有一双穿着缎面鞋子的脚，她知道是馆长到了，便悄悄走过去，一脚把门踢闭。过了一会，馆长进来问，杨苡马上理直气壮地承认了，馆长没辙，又碍于杨苡哥哥杨宪益的面子，只说了一句“下次关门不要那么重”就离开了。“馆长是赵士卿，朱家骅的连襟，不是坏人。”杨苡一边说，一边乐。

  “不是坏人”，这正是杨苡的价值观——哪怕已经97岁了，她依然喜欢像小时候一样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杨苡觉得，她这一辈子，遇到的好人多，坏人极少。

  唯一让她有印象的坏人是一位曾经的“邻居”——文革期间，一位同校的老师住进了她家的三间房子里，对她百般刁难，有时会当面骂她“老妖婆”，她不以为意，只是悄悄给邻居起了一个“野狼嚎”的外号。

  旧事，故人，家乡

  与巴金先生的过往，是杨苡先生常常被问起的桥段。他们是一辈子的挚友——17岁时，杨苡就跟巴金通信，后来，《呼啸山庄》也是在巴金的出版社率先出版。文革中，杨苡曾为保护巴金先生的信件被批斗。

  而巴金只是杨苡的故人之一，她的经历和故人，足以串起大半个20世纪文化史。初到昆明，还没上西南联大时，杨苡就曾跟沈从文住一个院子。住宿舍时，又跟萧珊和王树藏同寝，经常发生的情景是：萧珊给巴金写信，王树藏给萧乾写信，杨苡给李尧林写信。读书时，叶公超是系主任，谢文通教英诗，陈嘉教莎士比亚，冯至教德文，吴宓教欧洲文学史，林文诤教法文。上学时，杨苡加入了高原文学社，里面就有穆旦、林蒲等。赵瑞蕻是杨苡的丈夫，哥嫂杨宪益、戴乃迭回国后最初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教。姐姐杨敏如在南开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师大任教。

  97岁的杨苡常常怀念这些故人，不过，她最近却在读琼瑶了。97岁的杨苡会跟来访的年轻人谈琼瑶，谈音乐，甚至谈汪峰跟章子怡。97岁的杨苡依然一直在阅读，笔耕不辍，这两年，她又出了两本书，一本《青青者忆》，一本《魂兮归来》；听说97岁的杨苡依然会写诗，只不过，只有极亲近的人才能看到这些作品。

  “一个老迈龙钟的老太，穿一身不入时的衣裳，头发已枯，牙齿已落，背已驼、眼已花，反正从头到脚给人一种‘俱往矣’的感觉。”杨苡先生在《青青者忆》中这样描述自己，可一转头，却跟年轻时一样，去写诗，去翻译，却听歌。

  97岁的杨苡，又在2016年遇上了17岁时的自己。

  不喜欢

  梁实秋的“咆哮”

  与杨苡交谈，根本不需要怕她跟不上节奏，实际上，这位97岁的老人，始终在冷静地观察着外面多变的世界。

  读品周刊：你翻译的《呼啸山庄》经久不衰，多次再版，但据说在你翻译之前，这本书叫《咆哮山庄》？

  杨苡：1943年在重庆时看的《呼啸山庄》，老早就想翻译了。我想翻译的目的就是我要证明这部小说比《简·爱》好。在翻译之前，已经有梁实秋的译本，不过，他翻译的叫“咆哮山庄”，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有一个夜晚，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小说女主人公凯瑟琳在窗外哭泣。我感到自己也是住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座古老的房子里。于是，“呼啸山庄”四个大字一下子出现在脑子里。

  读品周刊：此后《呼啸山庄》可能出了很多版本的译文，但有些跟你的极为雷同，你怎么看？

  杨苡：在翻译《呼啸山庄》前，我曾经粗略地看过梁实秋的译本。不敢细看，怕受影响。我比较笨，都是靠着字典翻译的，差不多一年时间才翻译完。改革开放后，我这个译本重新出版，一时畅销。后来，我也曾经看到了很多《呼啸山庄》的译本，有些精妙的地方，跟我译得很像，我当时还在想，“英雄所见略同”，后来，有出版社的朋友说，这些都有可能是抄袭的。我想了想，确实可能是这样。

  读品周刊：最近有一个文化事件很火，就是冯唐翻译了泰戈尔的《飞鸟集》，因为加入了太多的个人理解，这个译本褒贬不一，你怎么看？

  杨苡：我没看过，没有发言权。现在确实有些翻译比较离谱，在我看来，翻译时不要篡改作者的原意，主要是“信达雅”，起码忠实于原著。过多的个人理解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