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才是“家长作业”，发现了怎么干预，对抗令不遵的校方如何处理，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办法。禁令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

  现代快报首席评论员 伍里川

  浙江出台“作业新规”，各中小学学校和老师需要加强作业管理，不得布置超越学生能力的作业，不得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详见今日快报封17版）。

  有网友大为感慨：这下子家长们解脱了。

  真是天真。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长，在社会上演绎自己的“角色”早已经精疲力竭，但回到家里，还得左手拿作业，右手点百度，像对待圣旨一样对待老师布置的作业，说“苦大仇深”不为过。

  一句轻飘飘的禁止就能解放他们吗？

  这类地方规定又不是第一次出台了，去年4月，山东禁止给学生家长布置作业或让学生家长代为评改作业；2013年，北京市教委出台八项“减负规定”，其中特别要求各中小学不许给家长留“家庭作业”。搜寻一下，还有更多的地方向“家长代劳作业”说不。可无一例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讲述家长逃离作业汪洋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后续报道。

  禁止布置“家长作业”，鉴定难、执行难。什么情况下才是“家长作业”，发现了怎么干预，对抗令不遵的校方如何处理，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办法。禁令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

  比之雷声大雨点小的禁补令、减负令，“禁止布置家长作业”令恐怕更柔弱。

  “布置家长作业”从来就不是一种小毛小病，高音喇叭吓不倒“家长作业”。“家长作业”花样多多，完全可以化整为零，巧立名目，到时又该如何监管呢？由谁来监管呢？

  很多家长，提起一种叫手抄报的作业就头大。手抄报是“家长作业”最高境界的体现。名义上是家长协助孩子完成，可孩子连作业都写得龇牙咧嘴，家长忍心让孩子再受累吗？当手抄报成了“家长擂台”，而老师也心知肚明一笑置之时，给家长布置作业，早已经成为一种神经质的文化。受领任务后，骂也是家长，得到老师表扬后，笑也是家长。

  这种文化益处不多，却成为家长、学生、老师之间微妙关系的一种支撑——说老师需要表现在家长面前的权威倒也过了，但老师确实需要通过这种作业强调家长的“配合”，不总是有老师像训小孩一样训斥家长吗：你们都不上心、不配合，我们干吗要上心？而孩子也需要父母通过“拟童”化的书写，为自己在老师面前挣得高高的印象分。

  布置“家长作业”是对家长的一种绑架。而这样的绑架已经上演了很多年，说白了，地方教育部门并非不知情，但迟迟不予干预。于是，“家长作业”做大成虎，简直是无孔不入、无奇不有。对于部门默认造成的乱象，指望急促地念几声紧箍咒就能解决问题，不太现实。

  我们今天需要重建起老师、家长、学生之间健康、正常、平等的关系架构，还需要以法治的思维来治理作业乱象，这有待于法规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