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随着国民政府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中国战区的战犯进行审判，法庭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审判长、审判官、书记官、证人相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倾尽全力，在法庭上伸张了正义。他们的名字也永久地载于档案之中。

  藏在名字背后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家国情怀？现代快报《发现》周刊记者，采访了两位参与“正义审判”的亲历者后人，听他们讲述那段应该被所有人铭记的历史。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除署名外）

  【正义传承】

  谷寿夫案主审法官叶在增：

  手举《南京安全区档案》，当庭批驳刽子手谎言

  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的这些案件中，罪大恶极者是谷寿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帮助下，记者和当年谷寿夫案主审法官叶在增的长子叶于康取得了联系。

  74岁的叶于康生活在江西，“从解放后到1994年父亲去世，父亲一直跟着我生活。我跟儿子对历史特别热爱，父亲经常把他一生中经历的事情，跟我们谈论。”

  石美瑜鼓励父亲接受重任

  当年，年纪轻轻的叶在增是怎样被挑中成为谷寿夫案主审法官的？叶于康说，在南京军事法庭成立后，由于谷寿夫案的案情相当复杂，当时的国防部在考虑审判成员人选时，颇费脑筋。几经考虑，国防部才最终敲定了审判人员名单，一共有五人。因为叶在增精通法律，是司法界年轻人中的佼佼者，又是参加过抗战的现役军人，富有正义感，所以入选法官阵容，同时被国民政府授予上校军衔。

  “父亲刚接到这个任务时，他觉得这是一次影响世界的审判，觉得担子太重，怕自己承受不了，推了。但是石美瑜找到他，让父亲放下心来。石美瑜说，我们都会支持你、帮助你、配合你。我石美瑜第一个就会支持你。”就这样，叶在增扛下了这一重任。

  开庭前，叶在增从调查取证着手，察看了多处屠杀现场遗址，开了20多个调查庭，找寻到一千多名中外证人。为了搜集日本战犯的罪证，他在南京奔波了两三个月。

  手举《南京安全区档案》，当庭批驳谷寿夫谎言

  1947年2月6日，中国政府公开审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第一案——谷寿夫案。叶于康向记者讲述了法庭上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当天，审判会吸引了上万名群众，参加法庭旁听的市民都是凭票入场。法庭外还装有扩音器，供未入场的广大市民聚集在大喇叭下收听审判实况。出席审判会的有国民政府各部门的政要，各界人士以及中外记者共一千多人。

  审判庭设在了励志社（今中山东路307号）大礼堂内。审判席设于礼堂的讲台上，法庭审判长石美瑜，法官叶在增、葛召荣、李元庆、宋书同和检察官陈光虞，书记官张体坤按序入座。正中下方为被告席，其后为翻译席，两旁为律师与证人席，周围是旁听席。公审开庭后，谷寿夫被押上被告席。庭审中，他跋扈狡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石美瑜请证人相继入场作证，面对指证，谷寿夫依然不认罪。此时，叶在增举起手中的一本《南京安全区档案》批驳。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徐淑希所编，书中记载了外籍人士报告日军在安全区的暴行400余件。“可想而知，日军在安全区尚且疯狂杀人、强奸、抢劫，安全区外就更加放肆妄为。”叶在增说。

  但是，谷寿夫继续狡辩推卸责任，激怒了全场听众，也引得石美瑜勃然大怒：“将被害人的头颅骨取来！”一队宪兵抬着数个麻袋进入法庭，将袋内的头颅骨放置在长条桌上。此情此景，触目惊心。面对白骨，谷寿夫终于哑口无言。

  给父亲墓碑上刻九个字：“伸张人类正义的法官”

  审判结束后，由石美瑜和叶在增两人负责草拟判决书。这份判决书的分量非同小可。两人特意来到上海路182号（鼓楼四条巷口）叶在增哥哥叶在均家的小客厅，闭门磋商。判决书内容确定后，石美瑜让叶在增执笔，先拟出初稿。两天后，叶在增将含泪写成的判决书交到石美瑜手中。经过反复斟酌，庭审法官一致通过了叶在增初拟的这份审判书。

  3月10日，南京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进行了宣判。也正是在这份判决书中，确定了日军在南京屠杀30万同胞这一数字。“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毁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人。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叶于康说，父亲告诉过他，判决书中的每一个死难者数字，都是有根据的，依据的是收尸的数量记录以及缴获的日方资料中的记载。

  在结束了谷寿夫案的审理之后，叶在增和石美瑜一起继续参与南京军事法庭其他案件的审理，到1949年审理冈村宁次案，叶在增经手的大小案件有一两百件。“父亲告诉我，在军事法庭这三年，没有一天是轻松的。这一千多天，压力始终很大。一点一滴都要认真对待，不能有任何虚假。”

  晚年，叶在增一边写文章，继续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一边又利用空闲时间，到中小学校，讲他经历的历史，要青少年莫忘国耻，建设祖国，珍爱和平。1994年4月2日，叶在增先生在江西九江去世，享年82岁。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一辈子都是爱国的。”在叶在增的墓碑上，叶于康刻上了这九个字：“伸张人类正义的法官。”

  为了正义的传承，叶于康和他的儿子叶恕兵都在从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

  【历史找寻】

  谷寿夫案出庭证人许传音：

  和法官一起去万人坑挖遇难者骸骨

  2003年，因为现代快报刊刊登的那则《寻找大屠杀见证人许传音》“寻人启事”，许传音的家人和报社取得联系，让这位南京大屠杀重要见证人的身世之谜被揭晓。

  “爷爷没有跟家人提起过南京大屠杀以及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事，我们也是通过那则寻人启事后才知道，爷爷是个很不一般的人。”许传音的孙子许以立告诉记者。这以后，许以立开始多方搜集、挖掘关于爷爷的故事。当年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期间，许传音也是重要的证人。

  石美瑜传他出庭作证

  许传音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生，回国后在南京从事铁路方面的工作。南京大屠杀前夕，许传音将妻儿老小送回安徽老家避祸，自己则利用与在南京的美国人的关系而留在南京。

  1937年12月4日，许传音受邀参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持安全区难民的住房安排工作，并把自己的两栋洋房也拿出来安置难民。为了与安全区西方人士及时沟通，许传音还应邀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副会长，协助红卍字会工作。

  在谷寿夫案开庭前，庭长石美瑜等人在各处调查取证，在中华门外兵工厂后面的小山上挖掘万人坑骸骨时，有很多中外记者拍摄当时场面。当一些记者把一堆堆骸骨摄入镜头后，工作人员正准备把一个个骷髅骨捡进麻袋时，石庭长用手制止说：“慢！”并叫他们几个法官站在一堆白骨前，请身边的一位记者拍摄了一张合影。照片上，骷髅白骨前并排站立者中就有南京卍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博士，他和谷寿夫案承办法官叶在增、首席检察官陈光虞、法庭庭长石美瑜、法医潘英才以及陈副官站在一起。

  1947年2月6日，中国政府公开审理谷寿夫案。当谷寿夫当庭狡辩拒不认罪时，庭长石美瑜传令证人出庭。出庭证人中就有南京卍字会副会长许传音。

  “爷爷是一个有傲骨、有气节的人！”

  据许以立介绍，生活中的许传音是个脾气倔强又古怪的老人，大家都喜欢称他为“许老头”。他生活独立，妻子早逝后，基本都是独自料理自己的生活。不过，许传音经常带着许以立到鼓楼公园看菊花展，带他坐黄包车，带他吃锅贴。在许以立的记忆中，爷爷许传音留着山羊胡，穿着长大褂，经常不自觉地就冒出一串英语，有时还会教孩子一些英语单词。

  虽然朝夕相处，但是那时许传音并不向孩子们说起自己参与的历史。直到许以立慢慢搜寻了解到有关爷爷的经历后，他对爷爷充满敬佩：“爷爷是一个有傲骨、有气节的人。想到爷爷，我都会肃然起敬。”

  1945年抗战结束后，许传音被委任为鼓楼医院（教会医院）的副院长，一直到1950年代初。此后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居住在峨嵋路9号。1971年9月24日，许传音去世，子女将其骨灰安葬在黄金山公墓，后来又将其墓迁到雨花台功德园。

  许以立说，墓碑上详细记载了爷爷的生平，而子孙都没有留名，“他的经历应该让人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