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6日，国民政府中央处理战犯机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在重庆成立。1945年12月以后，战犯处理委员会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今北京）等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战争罪犯。

  这些军事法庭审判过哪些战犯？他们犯下了怎样的罪行？受到了怎样的惩处？时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现代快报发现周刊记者获悉，相关档案部门即将公布当年的部分战犯判决书。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共受理2000多起案件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韩文宁先生告诉记者，1945年11月6日成立的国民政府中央处理战犯机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处理战犯的最高权力机构。该委员会由军令部、军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行政院秘书处、联合国战犯审查委员会远东分会6个机关组成。1946年，国防部正式成立后，该委员会改属国防部。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张镭副教授告诉记者，战后中国审判日本战犯是依据《波茨坦公告》和中国的有关法律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对象是甲级战犯，即是犯有“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者，而乙级（违反人道罪）、丙级（直接责任罪）战犯，则直接由受害国组成的军事法庭审判。“在中国的审判史上，这种大规模审判国际战犯还是第一次，国民政府特地制定了相应的战犯审判特别法令和法规，以此指导战犯审判工作。”

  资料显示，根据中国国民政府和战犯处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1945年12月以后，战犯处理委员会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今北京）、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分别隶属各地区的最高军事机构。各军事法庭审理的战争罪犯案件，则由国防部统一分配。

  1948年上半年，各地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陆续撤销，未结案件，全部移交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处理。

  至1949年1月止，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共受理2000多起案件，判处死刑145人，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约400人。其他多以无罪遣返回国。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全权审理南京大屠杀战犯

  成立于各地的军事法庭中，以南京审判最著名，影响最大。

  南京军事法庭全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2月15日，直属国防部，石美瑜任庭长。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的对象，主要是由国防部和司法行政部送交的、各地法院递解的、战犯管理处移交的、其他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移来的战争罪犯，以及驻日中国代表团引渡的战争罪犯。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一案，由于案情重大、影响深远，由该法庭全权负责审理。

  南京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承办了大量案件。其中，战犯谷寿夫、酒井隆、矶谷廉介和高桥坦4人都是日本高级将领。谷寿夫是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日本第6师团师团长，当时负责攻打中华门一带；入城后，指使和怂恿部下滥杀无辜，被判处死刑。酒井隆曾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日本第23军司令官等职，曾策划制造“济南惨案”，指挥部队采用血腥残暴的屠杀手段占领香港，被判处死刑。矶谷廉介曾任日本驻华武官，1937年3月任香港占领地总督，犯有一系列罪行，被判处无期徒刑，后转交东京法庭，1952年被释放。高桥坦曾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1942年7月任南方军副总参谋长，1944年10月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后死于南京狱中。南京的军事法庭还审判了日军攻陷南京后，曾在紫金山下以杀人比赛取乐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两人被判处死刑。

  第一绥靖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第一次审判日本战犯

  1946年2月15日，上海成立第一绥靖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该法庭成立后，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中将、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全权公使土田丰等人被移交引渡到庭。

  1946年4月29日，第一绥靖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首次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浅寅吉，这是中国军事法庭第一次审判日本战犯。1946年5月15日，该庭审判日本战犯江阴宪兵队长下田次郎，他是制造“江阴屠杀案”的刽子手之一，被判处死刑。1946年6月1日，该庭判决日本战犯常熟宪兵队长米村春喜死刑。

  曾任台湾总督的陆军大将安藤利吉被关押在上海监狱。1946年4月19日，安藤服毒自杀，成为在中国境内自杀的日军最高将领，逃过了法庭的审判。

  第一绥靖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自设立至1947年5月改称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共受理案件250余起。1947年8月，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被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接收。8月15日正式开庭后，接收积案127起，至年底共审理判决案件105起。

  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46名战犯被判处死刑

  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2月15日。从1946年4月到1948年3月，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审判了118名战犯，其中判处死刑的46人。在香港，予以起诉的118人当中，判处死刑的21人。

  该庭审判的战犯主要有：

  陆军中将田中久一。田中久一曾任日军21军参谋长、23军司令官兼南支派遣军司令，1944年底兼任香港占领地总督。1946年5月，田中久一被判死刑。后经国民政府核准，在广州被枪决。

  陆军中将近藤新八。他是日军独立混成第19旅团长，后任第130师团师团长。在任期间，近藤新八犯下累累罪行。1946年3月，近藤新八被判死刑，于1947年10月21日被处决。

  重藤宪文。曾任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在任期间，以广州为中心，推出所谓“四处撒网”的恐怖活动，先后向汕头、惠州、佛山、港九等地派遣宪兵队，对平民进行严密控制和血腥镇压。1947年8月9日，重藤宪文被判处死刑，在广州被枪决。

  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的战犯，以日军特务机关及宪兵队的官兵为多数，包括澳门、副特务机关长王荣泽作、山下久美；广州、汕头、曲江宪兵队官兵植野诚、田中寅一等。

  武汉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共有3名战犯被处以死刑

  武汉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在汉口，成立于1946年2月20日，所辖之地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以及河南一部分。法庭成立之初，共有战犯300-400名。

  武汉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的所有战犯中，官阶最高的是第132师团师团长柳川悌中将，其余战犯军衔从大佐到曹长都有。法庭成立之初，战犯全部关押在汉口统一街军法看守所附设的军人监狱。战犯们住在楼上，虽然被规定不许下楼，但生活条件还是不错，可以读书下棋，一日三餐，除新鲜蔬菜外，不时有猪肉和鱼类。这种待遇，是遵从国际法规定。

  武汉行辕战犯审判军事法庭于1948年2月结束，其后，所有卷宗呈报南京国防部战犯军事法庭。100多名战犯，也押送到上海江湾国防部战犯法庭军事监狱。整个汉口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共有3名战犯被处以死刑，其中柳川悌一直在汉口监狱服刑，后病死。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胡菊蓉《中外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关于南京大屠杀》一书，当时在全国其他地方设立的战犯军事法庭还有六处。

  【北平】保定绥靖公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于1945年12月16日。

  【沈阳】东北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2月1日。

  【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2月15日。

  【太原】太原绥靖公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3月1日。

  【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4月1日。

  【台北】台湾警备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5月1日。

  新中国成立后

  在沈阳、太原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韩文宁先生介绍，二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未能如期有效进行，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战犯的审判。

  1956年6月到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对在押的1017名职务较低、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免于起诉，立即释放，由中国红十字会移交日本红十字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也对罪刑较重的前日本将领铃木启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伪满州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45名日本战犯，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进行了公开审判，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这些战犯除佐佐真之助在服刑期间病亡之外，其余均在刑满释放或提前释放后，回到了日本。

  据初步统计，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大约三年时间中，共承办了200余案，其中日军师团以上的高级将领15名。除了谷寿夫、酒井隆、矶谷廉介、高桥坦之外，还有小仓达次（曾任日军131师团师团长）、福田良三（曾任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野地嘉平（曾任日军第133师团师团长）、菱田元四郎（曾任日军第116师团师团长）、内田孝行（曾任日军第70师团师团长）、船引正之（曾任日军第64师团师团长）、落合甚九郎（曾任日军第27师团师团长）、三浦忠次郎（曾任日军第69师团师团长）、原田清一（曾任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司令）、松井太久郎（曾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第13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