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葵

  过节在家整理书柜。这是平生一大乐事，摩挲着黄白不一的纸张，回忆着一些书的来历，以及当年的一些阅读感受。也巧，其中有一本多年前买自二手书店的《邦斯舅舅》，扉页上还有原来此书主人的签字：“××1954年中秋节购于北京”。一个甲子就这样倏忽而过了。

  当天下午又赴琉璃厂逛旧书店，淘到几本当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印行的“外国文艺丛书”，《鼠疫》《卢布林的魔术师》《美国短篇小说集》；还有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傅译巴尔扎克《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等。这些书大多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上市销售，定价一律不足一元人民币。那时我正上中学，国门甫开，又是心思最活的年纪，特别迷恋外国小说，这批书带来的欢乐，至今回想还很甜蜜。

  这些书当年我都买过，而且每一本都熟悉到如同与生俱来，甚至能清楚地记得每一本的定价。后来生活有几年动荡，几千册心爱藏书丧失殆尽。好在随着出版业繁荣，这些又都是名著，自然就有更新更漂亮的版本行世，也都一一补买了。但是见到一些有点寒碜的老版本，还是忍不住买回家，插在一堆花花绿绿的新书丛林中，看到它们，心里特别踏实。

  检点这份“踏实”挺有趣。这些书最初让自己大开眼界，有点开蒙识字的意味，所以记忆深刻，甚至对它们产生感情，这是一方面。穷学生没钱，买本书不易，所以每买一本都当宝贝，这情形又加深了这份情，这又是一方面。除此以外还有么？有，恋旧的习性使然。接触这些书时，正是最好的年纪，一切皆有可能的豪情壮志一直澎湃于胸，所以这些书意味着一个时代，也是自己生命的几圈年轮，还是倾心的那几圈，当然会迷恋。如今那么多人怀念所谓八十年代，当然有种种明显的社会发展范畴的原因；与此同时，八十年代也是这类主流话语的发言者一生中最美好的年纪，这一因素也很明显。

  再往下检点还有么？还有。

  前不久去一位新朋友家作客，进门即见书房整洁大方，顿生好感。仔细打量，书柜里都是七八十年代印制的文学书，好感更是爆棚。没过两天又去另一位朋友家，此人近两年名头很响，被誉为优秀人文学者，可是进他书房，倒是不小，书也极多，不过几乎全是近十年出版印制的，当即心里对这人画了个问号。

  又想到前不久热映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至少在一个角度非常尊重原著，就是表现了“old money”阶层与“new money”阶层的心理相对。盖茨比的年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新贵富人群体诞生，社会旧有阶级秩序被冲垮，新富们用钱堆垒地位，老贵们则嘚瑟“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这种新、旧心理之战，古今中外从未停歇，那句老话，“树矮房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就是这场心理之战的古代中国版。

  好了，回到“老书”的话题，也与此类似。这是我新近检点出来的较为深藏的心理原因。当然，就七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书籍差别而言，短短几十年谈不上什么新旧，也不存在什么“老书”，和人家那些明版甚至宋版书相比，都太“内务府”了。我呢，也至少三代平民百姓，与老富老贵边儿都沾不上。但是有趣在于，就是会有这样的心理机制在悄悄运行。这其中，多少也有对整个当代社会现状的评价，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