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

  权力运行一旦回到正轨，“零障碍”就不再是一种理想，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现代快报首席评论员 伍里川

  徐州零障碍工程一言以蔽之，就是老百姓办事无障碍。它的成败关键在于，能不能冲破权力在不规范状态下所设置的障碍，换句话说，能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碾碎“权力任性”。评价它成功与否的关键其实很简单，就是老百姓满意不满意。

  从徐州这些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出，权力运行一旦回到正轨，“零障碍”就不再是一种理想，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谁都知道，喊响零障碍，是因为障碍太多、太顽固、太让人生气。老百姓很多时候气不平，不是因为爱生气，爱挑事，而是办事太难，办事人员的做派不像话。一句话，“办事得求人”。

  要列举这些问题，恐怕是一言难尽。几年前，一名小学生给徐州市委书记曹新平写信说：“在医院排队时间太长了，空气又差，没有病都累病了……希望外公外婆在交水费、电费、煤气费，还有我的公交卡充值时，不用再排很长时间的队，希望收费的地方，柜台全部营业，电脑全部打开，阿姨们露出微笑。”连孩子都看不过去了，可见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

  “铲平导致办事难、办事慢、办事成本高的障碍”，针对小学生来信，曹新平在大会上这样表态。

  从2012年年初开始，徐州市媒体公开设奖征集群众办事难的新闻线索，曝光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现象。

  中国青年报曾这样表述：面对媒体的曝光，徐州市各区县、公安局、民政局、城管局等单位一改以往推脱封堵的做法，争先恐后地在媒体上表态，承诺出台相关措施，方便群众办事，并接受群众监督。

  一些部门之所以“前倨后恭”，不是因为群众变得“可怕”，而是有一股力量在倒逼其改变作风。这源于媒体和群众监督的发力。

  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而显示的是以制度建设为依托抓长效的决心和信心。

  平心而论，这些年，喊出“零障碍”的不只是一个徐州。但显然，“零障碍”口号易喊，进行制度设计要难得多，徐州在这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显而易见具有样本意义，这是一大区别。

  把人民群众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四权落实到位，是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形式。覆盖全徐州3108个办事点的17932个摄像头，当然地成为一种驯服“任性权力”的标志。这些闯入既往权力“敏感地带”的技术设施，既显示权力无隐私的实质，又显示监督无处不在的耐心。单就这点来说，权力任性无以对抗。

  但更好“用”的是制度性“武器”。在“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三面合围的监督系统中，官不好当了，老百姓说话好使了。徐州市委坚持“善操作、会落实、能创新、敢担当”的干部使用标准和导向，作风办有一票否决权，对于群众反映不好的干部不得提拔重用，有问题的要调离岗位。两年来，有16位干部的提拔晋升被叫停……

  权力的任性，具有强大的惯性。让任性惯了的权力对民意敬畏，没有捷径，也没有坦途，唯有依靠制度管住权力，并防止“任性者”的反复。今年3月，人民日报连推三篇评论部文章，其核心观点就是“用制度管住权力‘任性’”，让其规范运行。

  最近，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强化权力监督和问责。这尤为关键。推出权力清单不是目的，通过监督与问责，让权力自觉着眼于群众利益、社会观感而规范运行，至关重要。“零障碍”工程推行以来，徐州市有720名责任人因为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受到党纪政纪处理。有这样的氛围，就不难理解“电视大考”中，环保局长向群众四次鞠躬致歉的诚意了。如果没有对权力的约束，没有对权力傲慢的打击，人们恐怕不能想象掌握公权力者的“柔软”一面。

  不规范运行的权力，制造了诸多障碍，而最大的危害是疏远了干部群众的鱼水关系，动摇了执政根基。徐州的百姓办事“零障碍”工程的意义在于：通过让群众办事零障碍，修复了过去疏离的党群、干群关系，重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护。通过“零障碍”达到党群、干群关系的零距离。徐州的探索在当下中国无疑极具样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