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德国之翼”航空公司的一名副驾驶故意驾驶一架空客A320客机撞向山峰，造成包括他在内的150人死亡。这听上去像是故事，但却是血淋淋的事实，没有人知道那名副驾驶究竟为何要这么做。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飞行的那一天，他本该休病假

  惨剧刚刚发生时，人们要弄清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当时人们急切地想要知道的是：“德国之翼”失事航班上的乘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否受到了威胁？他们是否怀疑或者已经知道他们所乘航班那不同寻常的8分钟下降过程其实并不是飞机失事，而是一个大规模谋杀计划的一部分？飞机上的人是否哭喊、尖叫和祈祷？3月26日，这一切有了答案，于是“为什么”又成了人们想要知道的问题。

  法国调查人员首先确定了飞机失事并非意外而是人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负责人同意了这个说法，不久之后，德国政府也认同了这个说法。

  为什么有人突然决定自杀，并且要拉上149人陪葬？为什么有这种愚蠢想法的人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为什么安德烈亚斯·卢比茨——这个来自蒙塔鲍尔、才为航空公司工作了一年半的27岁年轻人——会变成近几年世界上最罕见的冷血杀手？

  如果这次飞机坠毁是由于技术故障造成的，人们的悲痛更容易消去。这个说法也许有些不恭，但却是事实。对于飞机失事技术故障的调查会让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找到合理的解释，从而慢慢接受这个事实，在心理上得到缓解。但是像这一次的事件，调查越深入，死者家属就越会感到难以接受。

  安德烈亚斯·卢比茨似乎导演了这场悲剧，但是原因仍然是一个谜。他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能说明他想法的东西。他看上去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计划。调查人员花了几个小时在他家进行了搜索，只搜到他医治心理疾病的病历。

  3月27日，卢比茨被证实向“德国之翼”航空公司隐瞒了自己的疾病。官方消息说，前一天搜查人员在他家里发现一张被撕毁的病假条，飞机坠毁的那一天，他本该在休病假。不过搜查人员没能发现任何与他所犯罪行有关的证据。

  飞机异常下降，最终撞上山峰

  卢比茨的行为和“9·11”恐怖袭击类似，但他显然不像实施了“9·11”恐怖袭击的那些恐怖分子那样具有“远大目标”。他似乎和挪威枪手安德斯·布雷维克更像，但是他也不像布雷维克那样留下自己的作案动机。也许他只是一个狂妄自大的自恋者和虚无主义者，他因为发现了自己能够杀死那么多人，于是就那么做了。

  卢比茨是尾号D-AIPX、从巴塞罗那飞到杜塞尔多夫的空客A320的副驾驶，驾驶舱里还有他的搭档、34岁的机长帕特里克·桑德海姆，飞机上还有144名乘客和4名乘务员。飞机起飞后，一开始是按照计划朝西北方飞行，并且爬升到11500米的飞行高度。

  这只是“德国之翼”航空公司的母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每天2000个航班当中最普通的一个。作为德国航空业的旗帜，汉莎航空公司已经有22年没有出过飞行事故。但是纪录在3月24日终止了。从10点31分开始，飞机高度以每分钟1000米的速度下降，看上去就像准备着陆一样。可是飞机的下方并没有跑道，有的只是阿尔卑斯山。

  飞机当时处于法国领空，法国空中交通管制员立刻发现了该航班的异常，他们用无线电标准频率呼叫机组人员，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然后他们试图用紧急频率呼叫机组人员，还是没有回应。

  10点36分，空中交通管制员做了最后的努力，飞机仍然静默。法国立即进入紧急状态，幻影战斗机从奥兰治升空，试图弄清该航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10点40分，“德国之翼”的空客航班在雷达屏幕上消失了，150人走向了死亡。

  飞机残骸像被大山“吞食”后留下的面包屑

  飞机失事的消息迅速蔓延开来，全球媒体驻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记者都扑向了现场，试图搜集尽可能多的信息。电视台开始了大量的现场报道，报纸也拿出许多版面报道此事。

  3月26日，马克斯·特兰查尔德站在勒维尔内营地旁杂乱的草坪上。附近的山坡上建满了低矮的木头房子，在他的面前则停放着宪兵队的两辆蓝色面包车和消防队的两辆红色SUV。特兰查尔德在这里做了几十年的登山向导，比任何人都熟悉这片大山。

  飞机坠毁的当天，63岁的特兰查尔德接到勒韦尔内市长弗朗索瓦的电话，他们是30年的朋友。市长告诉他，德国飞机在这里坠毁了，问他能否带领20名宪兵和警察前去飞机坠毁的地方寻找残骸。

  一个半小时后，搜索队分乘4辆车出发了，他们先是在土路上开了40分钟，后来又下车徒步走了一个小时。那里的山根本无路可走，只有崎岖不平的斜坡和陡峭的山崖。

  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飞机残骸已经全部碎片化了，这一点和普通的坠机现场大不一样。特兰查尔德说，现场看上去就像大山“吞食”了飞机，只留下一些“面包屑”在外面。机身的部位已经无法辨认，大部分已经融化，团成一团。因为那里经常有狼和秃鹫出没，他们随后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有一条狭窄而蜿蜒的道路可以通到特兰查尔德所在的村庄，村庄有1400名居民，村民的房屋大多用石头建造。3月25日，直升机载着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了这个村庄。他们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一起前往了现场。

  遇难者的家属被安置在当地青年中心，而体育馆则被临时改造成一个小教堂。鲜花被排放到了篮球架下，德国国旗则被放置在角落里。第一个德国家庭3月25日来到这里，

  心理学家和翻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勒维尔内市政厅的入口处飘扬着法国国旗，这里已经成为灾难反应行动中心。由于市长经常外出，66岁的副市长米切尔·阿斯捷守在了市长办公室。阿斯捷摇摇头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并且再也不想经历这样的事。

  阿斯捷从窗口向外望去，映入眼帘的正好是青年中心。他把自己的办公桌和秘书的办公桌拼在一起，把地图摊在上面。地图上的红五星标志着飞机撞山的地点，那是一处海拔约2100米的山脊。从地图上看，有一条小路通向那里。

  死者的遗体被送到了塞讷阿尔卑斯的停尸房，那里离安置遇难者家属的地方仅有200米远。探员们正艰难地分辨每一块尸块的主人，现场周围有十几名宪兵把守，闲人很难接近。

  遇难者中包括来自杜塞尔多夫的33岁女低音歌唱家玛丽亚·拉德纳，还有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54岁男中低音歌唱家奥勒格·布里亚克。遇难者中还有政客、企业家、工程师等人，很多家庭是夫妻、父子或者母女同时遇难，最令人痛惜的是其中有16名学生。

  黑匣子记录表明，飞机失事因人为

  在飞机失事最初的那段时间，没有人知道这架飞机并非因偶然原因失事。

  但是基于对飞机飞行的分析，专家立即产生了怀疑，如果飞行员因为机舱压力下降而降低飞机高度，他们会选择一个更安全的高度。最初的猜测集中在技术故障的可能性上，专家认为飞行员可能当时已经失去了知觉，或者说，他们已经无法掌控飞机。没有人想到会是飞行员故意使飞机坠毁。

  事情在3月25日晚发生了变化，根据找到的第一个黑匣子反映的情况，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机长曾经离开驾驶舱几分钟，回来后发现舱门被锁上了。报道说，在黑匣子的记录中，敲门声清晰可闻，而且还伴随着机长喊副驾驶开门的叫声，随后敲门声越来越大，最后听起来就像机长想破门而入。

  而驾驶舱内起初很安静，只有卢比茨的呼吸声，后来从门上传来的噪声越来越大，几乎可以肯定，所有的乘客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肯定清楚自己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

  自从“9·11”事件发生后，飞机驾驶舱门的安全性得到了大幅度提高，驾驶舱外的人很难破门而入，这一切是为了保护飞行员不受恐怖分子的攻击，保证飞机的整体安全，谁知却让这架航班上的乘客都成了卢比茨的人质。

  通常情况下，乘务员进入驾驶舱需要输入一个只有飞行员和乘务员知道的密码，但为了防止乘务员在受到劫机者挟持的情况下输入密码，机舱里的飞行员拥有是否打开舱门的最终控制权。如果飞行员不拨动开关，外面的人即使输入密码也开不了门。

  为了防止驾驶舱内的飞行员失去知觉导致舱门无法打开，舱门还设有一个紧急密码。从外部输入紧急密码，舱门会弹开30秒，这时，除非驾驶舱内的飞行员用腿顶着门，外面的人是可以进入驾驶舱的。法国调查人员在3月26日似乎已经认定，卢比茨就是用腿顶住了门而阻止了机长进入驾驶舱。

  3月24日上午10点30分55秒，卢比茨重新编写了自动驾驶仪的程序，他保留了原来的飞行路线，但改变了飞行高度，他将飞行高度从11500米降低到30米。

  飞机的高度很快以每分钟1000米的速度下降。卢比茨坐在右侧的座位上，对外面的拍门声和机长的叫喊声充耳不闻，对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无线电呼叫，他也置之不理。因为飞机高度太低，仪表的电子语音一直在提醒他：“赶紧上拉！上拉！”但他无动于衷。

  他的呼吸一如既往地正常，他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也许他在看着窗外的阿尔卑斯山。而在黑匣子的录音中，驾驶舱外的尖叫

  声清晰可闻。

  人们找不到凶手作案的动机

  卢比茨来自蒙塔鲍尔一个不起眼的单亲家庭。当3月26日凌晨飞机坠毁的真相被报道出来后，居住在蒙塔鲍尔的一名中等身材、有些秃顶的男子迅速关上大门，逃进屋内。不久之后，他通过对讲机说：“我们处在无止境的悲伤中。”他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他不会再做出任何评论。

  他就是安德烈亚斯·卢比茨的父亲，安德烈亚斯14岁就开始“满天飞”。几乎每年夏天的周末，他都要去附近的山丘参加当地一家滑翔俱乐部的活动。他和教练一起乘坐一架双人滑翔机上天，很快他就能独立驾驶了。“他喜欢飞行！”66岁的滑翔俱乐部主席克劳斯·拉德克说。

  俱乐部里还有其他几位年轻的飞行爱好者和卢比茨一起学会了驾驶滑翔机，他们的年龄在10-12岁之间。“他们会一起聚会、一起烧烤，一起学习应付高中的期末考试，然后一起等待下一次轮到自己驾驶滑翔机的机会，”俱乐部技术人员彼得·吕克尔说，“安迪（安德烈亚斯的爱称）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我们在一起时欢乐多多。”

  2007年，卢比茨通过了蒙塔鲍尔的期末考试，不久，他的飞行梦终于成真：他被位于不莱梅的汉莎航空飞行学校录取了。他在滑翔俱乐部举行了庆祝活动，后来他告诉朋友，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份工作，担任“德国之翼”航班的副驾驶。遗憾的是，他没能得到母公司汉莎航空公司的征召，汉莎航空公司能够为年轻飞行员提供更好的条件。虽然如此，滑翔俱乐部主席拉德克还是认为卢比茨很幸运，在汉莎航空公司，年轻飞行员完成培训后往往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得到飞行工作。

  拉德克说，他最后一次在滑翔俱乐部见到卢比茨是去年秋天。当时卢比茨和他的一群朋友需要更新滑翔机执照，于是连续几个周末一起来进行必要的起飞和降落训练。拉德克说，当时卢比茨看上去“完全正常”，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愉快和需要帮助的迹象。

  拉德克的描述和大家了解到的卢比茨的生活基本一致。他显然是一个低调、快乐和中庸的人，就像他在高中年鉴的照片中所显露出来的样子。照片中的卢比茨留着短发，显得很精神，但并不显眼。关于他的未来，年鉴中说“他将成为一名职业飞行员，在世界各地推销自己的鸡尾酒……经过多年训练后，他将在夏威夷参加铁人三项赛”。巧合的是，年鉴的背后正是汉莎航空公司的招聘广告。

  从卢比茨的过去似乎找不出他做出如此疯狂之举的理由，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犯下如此弥天大罪。但正因如此，公众才更会感到可怕，因为没有作案动机，就无法事先防范。

  精神疾病也许是最好的解释

  因为安德烈亚斯·卢比茨的疯狂举动，他们都失去了生命。但是人们很难预料这样的罪行何时会出现，这是人类航空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2013年11月，一架从莫桑比克飞往安哥拉的飞机在纳米比亚坠毁，33人遇难，那架飞机建成只有一年，没有任何技术缺陷。

  调查人员后来重构了飞机坠毁的过程，当飞机位于11500米的高空时，副驾驶离开驾驶舱去卫生间方便一下。机长一个人留在驾驶舱内，他在自动驾驶仪中输入了3个连续飞行的高度，每一个都比上一个低。事后的调查显示，他的婚姻遇到了问题，并且失去了一个儿子。

  黑匣子提供的语音记录可以清晰地听见副驾驶在驾驶舱外敲门的声音，但是他毫无办法。机长也没有回复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沟通尝试，他启动了机翼上的气流偏导器，让飞机下降的速度更快。此时副驾驶终于设法进入驾驶舱，但为时已晚，飞机最终摔得粉身碎骨。

  还有很多由飞行员制造的“自杀-谋杀”案例。1999年10月，埃及航空一架从纽约飞往开罗的飞机上，副驾驶突然与机长抢夺起了操纵杆的控制权，最后副驾驶占了上风，他将飞机开入大西洋，杀死了所有217名乘客。

  此外还有2014年3月神秘消失的马航MH370航班，人们到现在也不知道飞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飞行员患有精神疾病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病情告诉雇主，他们就会被剥夺飞行的机会，甚至会失去工作。就拿安德烈亚斯·卢比茨来说，有迹象表明，他曾经不得不暂停自己的飞行员的培训过程，接受抑郁症的治疗。然而，后来汉莎的医生确定他“适合飞行”。这样的诊断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有着巨大的疑点的。

  航空公司应不允许飞行员单独留在驾驶舱内

  认识卢比茨的人都说无法理解他的行为。他以前的一位老师说，从没听说过他患有抑郁症，更不用说有自杀倾向了。

  卢比茨没有犯罪记录，也从来没有被德国的情报机构盯上过，他没有与任何极端分子有过接触。

  如果要从这场悲剧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驾驶舱的工作安排应该有所改进。很多美国航空公司决定使用自己的飞行员，并且不允许飞行员单独留在驾驶舱内。如果两名飞行员当中的一个去洗手间，必须有一个乘务人员坐在他的位置上监视剩下的飞行员。遗憾的是，汉莎航空公司没有这样的规定。

  在人们的印象中，坐在驾驶舱内的两名飞行员应该是合作多年的伙伴，彼此熟悉对方、信任对方，但事实往往与此相反。在很多大航空公司，一起执行任务的两名飞行员往往并不了解对方，航空公司的安排其实也是为了安全的考虑，以防止两名飞行员合伙威胁飞机的安全。但是在安德烈亚斯·卢比茨的身上，这样的安排似乎又是错误的，试想一下，如果他的搭档早就了解到他有抑郁症病史，是否会在飞行途中提防他一点呢？

  现在说这些意义已经不大，连他曾经的女朋友都没想到他会有如此疯狂之举。据说俩人住在杜塞尔多夫，一度都快结婚了。现在，她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前男友并不是空难遇难者，而是杀死149名无辜者的凶手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