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敏

  说实话，以前并不知道岳西。

  也算走南闯北的我，并不太喜欢追逐人们眼中的名胜古迹，反倒更愿意探寻那些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这些年，云南、西藏、新疆、青海、四川……去的都是被人忽略的犄角旮旯。每每有惊喜的发现，却总是无人喝彩，只有自己的一双眼睛，在和天地自然的对视中，默默交流彼此的存在。

  这次到岳西，是因为网上结识的摄影家“月光下的江南”。最初引起注意是因“江南”二字。掌门文学期刊《江南》九年，我已和江南从以前的血脉相连，到今天的生死相依。无论何时何地看到“江南”二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流连。于是，走近了“月光下的江南”。

  “月光下的江南”告诉我，她虽然对江南爱不够，拍不够，但她更爱自己的家乡岳西，她觉得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就像一颗藏在深山中的翡翠，一年四季散发出不同的光彩。

  深秋，大别山层林尽染。“月光下的江南”频频来信相邀，说那儿的红叶一定会让我迷醉。

  抵挡不住深山红叶的诱惑，我去了岳西。

  没想到，真正带给我意外和惊喜的，不是大别山的红叶，而是岳西的云。

  多少年来，我对云始终有一种别样的情感，无论是清晰的云朵，还是混沌的云海；无论是飘忽变幻的云彩，还是斑斓绚丽的云霞，于我都有深意。

  1982年，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发表在《收获》杂志上。那一年，我28岁，是浙江省第一个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发小说的业余作者。浙江日报采访我的记者问：你为什么会给小说起这样一个题目？

  1976年，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案让我们全家遭受了一场深重的劫难，我的父亲、姐姐、哥哥都被逮捕入狱，母亲遭受这一沉重打击后病重在床。我当时才二十出头，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工人，也被公安局几番传讯后软禁在家。四周布满便衣警察，家里的电话线也被掐断了，我们不能和外界联系，亲人们不知道关押在哪里。

  那时候我唯一能和外面的世界发生联系的，就是母亲房间向阳的几扇窗户。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窗外飘在天上的云……我会和云悄悄地说话，云也会拂去我心头的忧伤。是云陪伴我捱过了那一段令人恐惧和悲凉的日子，是云排遣了我心中的寂寞和空落。

  我发表在《收获》的小说讲述的就是发生在1976年的故事，落笔前，我就感到天上有一朵云彩向我飘来。《天上飘来一朵云》这个题目很自然地就从脑海中流淌出来。

  这次到岳西，文友们希望我讲讲《重返1976》，我想，那就讲讲我和云的故事吧。

  没想到，就在那天傍晚，在一条街的拐角，突然地，不经意地，完全没有预料地，我看到了天边排山倒海波澜壮阔地向我扑来的云。

  那一瞬间，真的是惊艳！有一种被不期而至的美一下子击倒的感觉。

  最初是一行行如排列的士兵般整齐的云絮踏步走来，又柔软，又坚韧，像挽着臂膀的白色屏障，把小城的楼盘屋宇覆盖上一层温馨的纱幔，小城的浪漫情怀在纱幔背后无声地流淌。

  慢慢地，远处的蓝开始悄悄后退，天际的白无言地迅速聚拢，蓝天和白云在相拥之后又惆怅地分开，湛蓝变成了深蓝，纯白变成了乳白。

  没过多久，云呈放射状地从远山背后腾空而起，炸裂开来，由密集趋松散，像白发魔女在风中飞扬开来的长发，又像层层海浪呼啸着蹿上蓝天。

  不知不觉地，白色的云被金色的晚霞洇染，金红色的火烧云让渐渐黯淡下来的天色重新变得透亮，远处像有无数双看不见的手臂，举着丛林般的火把，由远而近，由淡而浓，由轻薄变浓烈，由疏朗变紧致。

  还没容我欣赏够，金红又变成了深灰，闪电般的白光穿透厚重的深灰的云层射出摄人心魄的光束。我被这样的云惊呆了！那种刺破云层的力量，在我心中划过一道战栗。一刹那，我近距离地看到了：有缝隙，就有光亮！

  那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壮观、最有气势、最令人震撼的云；也是我这辈子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直接、最赤诚、最敞开心扉的云！

  我觉得岳西的云一下子就裸露了岳西的魂，没有虚以委蛇的铺垫，没有九曲回廊的周旋，壮怀激越，一览无遗；满腔热血，一抱情怀！大别山孕育的儿女们的热烈、真诚、爱恨情仇一目了然。

  因为曾经从劫难中走出来，所以特别能感受到心的的温度。我从岳西的云，触摸到了岳西的脉搏和心跳，读懂了岳西的品格和气质。岳西的血是热的，心是暖的，岳西的怀抱是可以承接苦难的！

  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忘却岳西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