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琨(1882—1970)：字仲涵，号百扇居士。湖北襄阳人。1902年，陶德琨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1903年3月赴美留学。1904年寒假，旅居纽约时，结识孙中山，深受启发和影响，次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学成回国，担任湖北“督、抚、司、道会议厅”的审查员兼藩署财政顾问官，后任汉口高等商业学堂教务长。武昌起义胜利后，陶德琨任军政府理财副部长兼湖北造币厂总理，后接任理财部长。1912年1月，陶德琨前往南京，随侍孙中山，并以经济学家身份任财政部参事。国民政府迁都北京后，陶德琨历任财政部币制委员会专任委员、印花税总发行所佥事等职，负责研究和筹办币制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上书建议改革币制，被誉为“人民币改革第一人”。1970年3月5日病逝于南京。

  陶耀乐先生是陶德琨的孙子，虽然曾经与祖父一起生活过多年，但关于祖父的传奇经历，他也只是略知一二。几年前，陶耀乐和家人计划出版一本家族史，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机缘巧合，湖北襄阳的族人正好找到了他们。与老家的人多番交谈，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再加上自己的记忆，陶耀乐渐渐勾画出祖父的完整形象——他是孙中山和黄兴的好友，他是怀揣救国梦的官费留美生，他是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受托组织起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他是“袁大头”的设计者，他是上书毛泽东的“人民币改革第一人”，他属于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本版图片由陶耀乐先生提供

  留学美国期间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

  陶德琨1882年出生于湖北襄阳，他自幼聪慧，善诗文。十四岁那年，陶德琨应襄阳府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此后，经湖北学政王同愈选拔，他进入武昌经心书院学习。当时，正值张之洞主政湖北，全力推行“时务”课，学校一扫传统陈腐的教学方式，还订阅了《新民丛报》等进步刊物，学生们关注时政、聚谈国是，探索、研究救国方略，一时蔚然成风。

  1902年，陶德琨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官费留学。1903年春，陶德琨赴美留学，途经日本横滨时，受到中国留学生黄兴、李书城、刘成禹等人的欢迎。

  初到美国时，陶德琨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的怀俄明中学，专门学习语言。1904年寒假，陶德琨前往纽约，在临时寓所，他结识了同住在此的一位中国人。经过交谈，陶德琨得知，对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相同的人生观和振兴中国的共同理想，使得两人深觉相见恨晚，从此成为好友。此后，他频繁和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士、日本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书信往来，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

  语言学习结束后，陶德琨按照张之洞之前的建议，先后进入俄亥俄大学经济系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主攻财政、财经、货币学，并获得硕士学位。

  陶德琨在美留学期间，节衣缩食，从日常开销中省下数千元，购买了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银行货币学、财政学等国内稀缺的书籍数百册。

  毕业之后，他又自费周游欧美各国，考察财经、币制、金融制度，以期学有所有。

  受托组织起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

  1910年11月，陶德琨从意大利回到上海。他先是前往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随后，启程前往武汉。

  当时，清政府在各省筹备咨议局，要求湖北选两名“议绅”作为省级最高代表，参议国是。陶德琨被选为“议绅”，担任“督、抚、司、道会议厅”的审查员兼藩署财政顾问官，后又担任汉口高等商业学堂教务长。担任顾问官期间，陶德琨住在配给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在这栋花园洋房里，陶德琨也在秘密履行同盟会交给他的任务：联络武汉的各会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在武汉最大的两个组织，一个是共进会，一个文学社。共进会成员大多是日本留学生，文学社大多由下级士兵中各帮会的人集合而成。两个组织之间，矛盾较大，陶德琨着力进行调节。辛亥革命前夕，两个组织达成合作意向，并明确分工。

  武昌起义后，陶德琨参加筹建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事宜，后又担任理财部副部长和部长，并兼湖北造币厂总理。当时，造币厂生产一种十八星旗的铜币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币，都是陶德琨的意见。

  在湖北军政府任职期间，陶德琨还和刘公、居正等七人组成约法起草会，以刘公为主席，编出一部《鄂州约法》，这部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

  1912年初，陶德琨应孙中山之邀前往南京，在临时大总统府住了两个多月，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担任财政部参事。

  纵横金融财政，主持币制改革

  国民政府迁都北京后，陶德琨历任财政部币制委员会专任委员，泉币司科长等职，负责研究和筹办币制改革。后来广为流通的“袁大头”银币就是由陶德琨设计并督造的。“袁大头”的样式、质地、工艺，在当时发行的钱币中，都属上乘。

  陶德琨还做过国务总理顾维钧的机要秘书。他在京任职时，常应邀为北京各大学讲授财政经济、币制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中国币制问题治标策》《设立上海造币厂计划书》等论著，先后在《财政月刊》和上海《银行月刊》上发表过许多关于财政和币制的论文，对中国的币制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陶德琨先是担任财政部币制局名誉顾问，后又担任河北省政府秘书。1930年，宋子文主政国民政府实业部期间，陶德琨受聘担任实业部专门委员。随后，又受孔祥熙邀请，担任财政部货币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陶德琨曾撰文倡行新币制，并参与办理法币政策的实施。

  1930年到1936年间，陶德琨曾先后在东北创办边殖民银行和大华银行，并被推为董事长。1939年8月，陶德琨被聘为货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对于战时财政的支持，贡献巨大。

  1941年，陶德琨复任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委员，直至1949年。

  “襄阳事件”震惊陶德琨，他坚决留在了大陆

  陶德琨担任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委员期间，亲历了国民政府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崩塌过程。当时，由于连年的抗战与内战，国民政府财源日益枯竭。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币，并且纸币的面值越发越大，最高的竟然达到60亿元，最小的也面值100元。虽然是100元的面额，但实际购买能力非常低，以至于出现了扛着一麻袋钱去买米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在此期间，陶德琨的老家襄阳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家布店的小老板，在出售布匹时，因为嫌麻烦，拒收100元的纸币。这件事情被国民党特务加以利用，以干扰政府货币流通为由，将布店老板和学徒枪杀。这件事情震惊了陶德琨，使得他对行将垮台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心灰意冷。

  1949年4月，南京解放，陶德琨主动协助新政府办理财政部的清理转移工作。几个月后，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董必武来到南京，邀请陶德琨北上。67岁的陶德琨谢绝了好友的邀请，继续留在了南京。

  上书毛泽东，共商币制改革大计

  解放初期，人民币沿袭过去的币制，面额、版别十分混乱，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陶德琨经过仔细考察论证后，认为人民币改革势在必行。他根据自己多年在货币研究和管理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结合扎实的专业知识，撰写成《改进人民币制度的办法五则》，并于1954年上书毛泽东，建议将老人民币改为新人民币。

  毛泽东看到陶德琨撰写的《改进人民币制度的办法五则》和他设计的草样后，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当即表示采纳他的建议。陶德琨建议，人民币采用小面额，共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十种。

  第二版人民币在设计、印刷时，得到了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他们亲自审查了整个设计方案。定型后的票面式样打破了旧有四边框形式，采用了左右对称的新样式，图案精密美观、色彩鲜明活泼。

  新人民币的设计完成后，经毛泽东批准，奖励陶德琨300万元（是旧人民币，大约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而陶德琨也因此被誉为“人民币改革第一人”。

  1955年11月，陶德琨又撰写长达万言的《有关新币制国际前途应注意个点的意见》，并呈毛泽东审阅。在古稀之年，他为自己仍能学有所用，仍能为新政权和人民服务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1955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二版人民币正式发行。1957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10元面额人民币，3元面额逐渐退出流通。1999年，第二套人民币停止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