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王飞

  1981年冬天，扬州师范学院的苏式教学楼前，聚集了中文77级的160名同学，簇拥着老师拍下了年级合影。事后，班级又合影。两张泛黄的照片，至今被我珍藏在相册，每当拿出来端详，心又飞回了大学。

  我初入校门，是1978年的3月6日。春回大地，呼应着学校迎新卡车上的猎猎彩旗，使我产生了幸福的眩晕。当车子从石塔寺西边经过时，远远地看到了扬州师院的大门。那校门因门前荒地的低洼，显得格外庄重高大、峻秀挺拔！我一时热泪盈眶。

  对于一个农村孩子，一个文革中期的高中毕业生，一个在农村摸爬滚打了五年、希冀改变命运的青年来说，高校大门意味着太多的东西！内心那份五味杂陈，至今未敢忘却。

  遗憾的是，这座如同我人生坐标的校门，在扬大合并办学之初，被校方一夜之间夷为平地。最文化的地方居然做了件最没文化的事，如今，这校门只能永远珍藏在记忆里。

  第一任班主任是佴荣本老师。进校那天，在红楼宿舍区门口的小岗亭里，我见到了他，是个挺帅气的青年。我才到岗亭跟前，他就叫出了我的名字，并指定我做二班的班长。这一做就四年，毕业前还差点受处分。因为实习结束，我在没获得批准的情况下，让同学借来了一辆老爷客车，利用周末带领全班同学去无锡旅游，结果摊上大事儿了。回校晚自修时分，还没坐定，班委们就一一被“传训”，最后让我在全班公开检讨。已是80年代初了，学校仍不让我们这些老大不小的学生谈恋爱、学交际舞，组织旅游也受限制。

  吴周文先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任课老师。入学教育结束的那天晚上，一个身着灰色对襟中装的中年眼镜先生，突然来到了我班男生宿舍，用他不太流利的如东普通话问这问那，神情严肃，有种让人生畏的尊严。他一字一顿地问我：“你就是班长吗？”我忙回答：“是的！”“你知道明天就要上课了吗？上什么课？”我干瞪着眼答不上来。“明天上午有作文课，我是你们的作文老师……今晚还不准备准备！”我当时真的捏了把汗，心想，这老师真厉害！其实，后来发现他特可爱。他是唯一在课前亲自跑到宿舍看望学生，并提醒学生做准备的老师，严肃的外表下，藏着慈父般的心肠。他教了我们一年半，每篇作文既有眉批，又有总批，错别字一一拎出，还把优秀作文印发给大家一一评讲。写作课还成了作品鉴赏课。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留校任教后，又在他带领下合作完成了《朱自清散文艺术论》一书。他和曾华鹏、李关元、孙露茜等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恩师！

  同桌王鸿海，上学前就是民办中学教师，功底扎实，还写一手好字。我们情同手足。课堂笔记唯恐记得不全，课后总是相互对照补充。他把从家里带的泰兴酥饼分一半给我，等我吃完了，还叫我直接到他枕头边上的饼干盒里去取。他不会喝酒，可他家乡有一种73度的土烧酒，知道我好一口，就几次三番用盐水瓶灌上给我带来。他还送过我好几把毛刷，睹物思人，至今我还用着。上学前，一个漂亮姑娘与他订了亲，怕他上了大学有变，就催他尽快结婚。于是，他入学的第一学期中途就悄悄溜回去把婚事办了。返校后我问他：“感觉怎么样？”哪知他憨笑着回了一句：“嗨！没什么意思，就那么回事儿。”

  因调换宿舍，我跟王东明等八位同学住到同一宿舍。当时食堂已由八人一桌的桌餐改成了分伙制。东明学习好，有才情，那时就发表文章了。我打心里佩服他，关系热乎起来。原来他跟同桌杨生华合伙吃饭，结果我就当了“第三者”。从此，我们三人的饭菜票、开水券合在一起直到毕业。东明回泰州带来的蟹黄猪油是最美的调味品，挖上一大块，往热烫烫的青菜里一拌，那油香和鲜味顿时扑鼻而来。

  大学值得回忆的人和事太多了。已越来越成为我心中最美好、最温暖的一种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