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德国检察机关展开了一波针对前纳粹集中营党卫军守卫的“突袭”行动。希望通过司法程序弥补几十年的不作为，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经过精心运作，2月19日，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巴伐利亚、黑森和巴登-符腾堡等州，调查人员同时驾驶民用车辆来到数十处民宅，出示搜查令搜捕犯罪嫌疑人。

  这些嫌疑人当然不会抵抗。因为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也已经88岁了，最年长的已将近100岁。

  第二天，各地检察官发出新闻通稿，标题是“正在搜索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任职的前党卫军成员”。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1

  失败的历史——

  没能清算纳粹罪行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二战结束近70年后，“奥斯维辛”这个名字依然能够强烈刺激人们的情感。纳粹在二战期间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其中110万人就死在这个最大的集中营里，不仅如此，还有成千上万并非犹太人的波兰人、苏联战俘、辛特人和罗姆人也在这里惨遭杀害，受害者几乎来自所有欧洲国家，大多数人一到这里就被送进了毒气室。

  集中营的党卫军将受害者的尸骨卖给附近的肥料公司，被焚烧的骨灰则被用在道路建设中，女人的头发被纺成纱、加工成毡，那些被拔下的金牙则被熔化，做成金条上交帝国银行。

  2月19日，德国11个州的警方突击搜捕30名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任职的前党卫军成员，搜捕令由位于西南部城市路德维希的“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发出。

  搜捕名单中包括24男6女，所有人都是低级别的党卫军士兵。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簿记员、医务人员、打字员……最多的是守卫。

  尽管他们只是指挥链上的底层人物，但对他们指控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削弱，他们是纳粹谋杀机器的一部分，是数千共犯中的成员。

  公众注意到，德国司法机构此举意在洗刷历史上最耻辱的记录。

  根据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埃希穆勒的看法，曾在奥斯维辛任职的党卫军成员，有6500人在战争中幸存，但只有29人在西德和统一后的德国被定罪，有约20人在东德被定罪。

  德国司法机构的失败一直被视作德国除大屠杀之外的“第二个罪状”。这也是德国司法机构组织这次行动的原因。

  警方的突击已经过去大半年了，但德国检察官们发现，哪怕要指控其中部分嫌疑人，他们要做的工作也是海量的。几乎每周都有新的案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放弃调查。一些前党卫军成员在此期间死亡，还有很多人身体已经虚弱得无法受审，在一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已经在战后由波兰法院进行了惩处。

  巴登-符腾堡州和梅克伦堡-西波美拉尼亚州被捕的前党卫军成员已经回家。作为前党卫军军士休伯特·Z的辩护律师，彼得-迈克尔·蒂斯特尔说德国检方的行动“太过分了”。

  现在，检察官能够继续追查的案例只剩下8起。有人怀疑，检方的行为只不过薅掉了纳粹历史的几根灰白头发，唯一的作用是用来宣传。

  从战后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开始，德国对于纳粹的清算一直没能彻底进行。很多纳粹成员在战后都能继续从事自己战前的工作，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纷纷退休后，也没有形成一股对他们进行审判的清算潮。

  2

  失衡的民意——

  不少人认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说，也许德国的刑罚不适合系统地、大规模地对屠杀行径进行判决。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明镜》周刊记者查阅了很多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档案，并且采访了前党卫军成员的辩护律师以及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明镜》周刊记者发现，对于奥斯维辛罪行惩处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一些政客和法官在不断阻挠这种努力，而努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德国关心这件事的人太少了。

  一直以来最有名的案例是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胡斯的案子，他藏身在德国北部弗伦斯堡附近的农场，并在那里被人发现。据说一队英国调查人员曾威胁他的妻子海德薇要把她的大儿子交给苏联，于是海德薇迅速背叛了丈夫。胡斯最终被判死刑，被吊死在华沙他曾经的官邸前面。

  波兰对大约700名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军成员进行了审判，但是判决轻得惊人，很多人只是服刑几年就被释放。

  而最初德国法院只会惩罚对其他德国人犯下罪行的德国人，至于德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人犯下的罪行，不在他们的审理范围内。

  更有甚者，连战胜国的民众也认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在1945年美国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2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赞同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另有19%的受访者认为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政策有些过分，但从根本上他是对的。

  80%的德国检察官和法官都不愿意审判党卫军的案子。即使偶尔有一个案子需要审理，法学家们也会发挥巨大的创造力为被告减刑，有失望的研究者进行过统计，那些党卫军成员每杀害1个犹太人只需要服刑10分钟。

  1960年，曾是集中营医生的前党卫军成员约翰·克雷默走出明斯特地区法院，成为自由人。他曾下令杀害生病和疲惫的囚犯，因为他需要器官进行医学研究。

  但法院裁定他在党卫军的共同犯罪中没有获取个人利益，他只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而不是罪犯。最终他的刑期被从无期改为10年，而他在波兰早就服完10年的刑期。

  德国人认为大屠杀只是希特勒和他的亲信的罪行，其他人都是被迫参与的。如果不是时任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的坚持，可能上世纪60年代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罪犯大审判都不会实现。

  鲍尔的调查非常困难，当时绝大多数检察官都和纳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鲍尔只有寻求犹太组织的帮助，通过报纸寻找证人。就这样，在短短几个月内，鲍尔锁定了大约600名党卫军成员。

  最后，在搜索和媒体双管齐下的作用下，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一任指挥官理查德·贝尔被从藏身之处搜了出来。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军屠杀无辜犹太人的程序也得以曝光。

  3

  失望的现实——

  能被定罪者越来越少

  1963年12月20日，在法兰克福的罗马广场，德国进行了战后历史上最重要的对纳粹的审判，20000人现场见证了这次审判，超过350名证人到场作证。人们终于了解到事实真相。

  但是此后几十年，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经常受到死亡威胁，鲍尔为此被赋予佩枪的权力，他的司机同时担任他的保镖。

  鲍尔的努力令人敬佩，但德国社会却对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前党卫军成员展现出了令人愤怒的宽容。在成千上万曾在集中营作恶的党卫军成员中，受到审判的只是一小部分。

  而时间则成了那些党卫军老兵的最好朋友。1976年，一起谋杀400名匈牙利儿童的案件被迫结案，原因是关键证人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出庭作证。

  今年2月，路德维希的“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决定重启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罪行的调查，研究者记得鲍尔编制的奥斯维辛党卫军名单中有数万人。

  检察官首先排除了1912年以前出生的人，因为他们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然后再在剩余的人中进行排查，根据养老保险基金的资料，最终确定了30人的名字和地址。

  其中一个是赫尔曼·G，他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办公室电讯科的秘书，专门负责把屠杀犹太人的消息传到柏林。另一个是雅各布·W，他在奥斯维辛当了两年半的守卫，他的岗位主要在瞭望塔上。他们后来分别成了建筑师和公务员，从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过内疚。

  按照法律精神，所有被告年事已高，应酌情免于起诉，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罪行都发生在70多年前，那时有些被告还未成年。难道还要用青少年法律对那些曾经的党卫军成员进行审判吗？

  89岁的以斯帖·贝哈拉诺当年被送到集中营时还是个年轻女子，她能活下来是因为自己的音乐才能，党卫军需要她参加集中营所谓的女子乐团。

  如今住在汉堡一套小公寓里的贝哈拉诺说：“这些人必须受到惩罚，哪怕是象征性的。他们必须被定罪，不管定什么罪。即使他们本人没有任何不当行为，但他们都参加了那项集体罪行。”

  业内人士说，如果赫尔曼和雅各布被定罪，那么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任职的党卫军成员被判有罪的比例将达到新高——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