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淑敏

  有甫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是相处甚为融洽的知己朋友，他可能与我同年，至于月份谁大谁小也弄不清。但我总觉得他比我小，所以把他当弟弟看。我喜欢他帅气的外表，特别开朗乐观的性格。他喜欢朗诵，他是由北京俄语学院转学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来的。1957年按国务院规定，全国有一大批学俄语的转学，改读别的专业，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常听他用俄语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可能是这个原因，班上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公鸡”，同学们都喜欢他，他完全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突然有一天，阳光大男孩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神情痛苦到连饭也吃不下。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他的家乡——安徽正在闹饥荒，许多人濒临死亡，他的父母也在其中。他的父亲给他写信，说想吃一点豆腐乳。他说，每接到家里来信，他就捧着饭碗也难以下咽了。那时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本来应是反左的形势，结果是更加反右。全国高校也在积极贯彻反右倾这一方针。

  就在这时，作为班级团支部书记的我，接到党支部指令，要对宋有甫开会批判。我有些诧异，说他家是中农。支部书记说：“现在中农与富裕中农也产生了抵触情绪，必须扫除推进革命深入发展的阻力，何况宋有甫还是团支部宣委，影响很坏。”并举例班上另一安徽同学，其家属就离宋家不远，来校不是说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吗？我思想上虽然不太接受，但我还是执行了支部决定，组织了一场团支部骨干参加的对宋有甫的批判会。

  事后，我和有甫的友谊并未受到影响，相互信任，往来如初，甚至有些私密的事情也予以相托。这种关系延续了几十年。

  前几年，他得了严重的肝病，贤惠能干的妻子多方采药，对他精心护理，情况似乎转危为安了。曾接到他一个电话：“我又被抢救过来了，现在回家了。”谁知，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声音！没多久，就传来了他离世的噩耗。

  有甫走了，回顾相处几十年的纯真友情，我突然心中一惊，接着又有说不出的酸楚、愧疚。想起在校时对他的那场批判会，具体细节我虽记不清了，但免不了上纲上线，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等等。后来听说他家里饿死了好几个亲人。

  几十年里，他再没对我谈过他安徽老家的事，也没有涉及过那次批判会。这并不是说，那个批判会对他伤害不深。我想，正因是心灵深处一件伤心事，他才不愿轻易谈起。他对我的态度，更表明了他是一个豁达大度、对朋友十分宽容的人。而我自己，在朋友最困难时，没施以援手，反而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给他心灵伤口撒盐。事后知道错了，也没有深刻反省，没有赔礼道歉，连声对不起也没有说。我是多么不知珍惜友情啊！有甫走了，我才惊醒，后悔、自责、歉疚……这种精神的亏欠，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思来想去，只有公开写出来，对着苍天，也对着有甫的英灵，道一声：“好兄弟，对不起！”

  我要在我的余生，不再做错误思想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