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病毒已经在西非夺去了超过1500条人命，英国《卫报》记者深入疫区，探访了那里的普通人家和幸存者。

  在利比里亚破败的西点小学，一天，卫生工作者们的白色防护服、乳胶手套和用来消毒的氯气都被偷走了，因为当地人冲进学校进行了一场“洗劫”，很多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人被“解放”了，暴徒把他们的被褥和床垫都带走了。西点是蒙罗维亚最大的海边贫民窟，这里的社会治安十分糟糕。埃博拉疫情暴发之初，这里的人们对这种病毒并不了解，更谈不上防治。

  记者在这里采访了医生、护士、专家，还有染病后的幸存者和眼睁睁看着家人死去的哀伤者，让我们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医生

  村民从抗拒医生到慢慢接受，让人看到希望

  格拉齐亚·卡略（塞拉利昂）

  村民从抗拒医生到慢慢接受，让人看到希望

  我在凯拉洪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治疗中心工作，我不允许自己感到恐惧，我必须全力施救。

  最初，村民不接受我们，但慢慢地，他们开始相信我们对他们有帮助。我们邀请村治疗中心的负责人来了解我们的工作，他们理解了我们为什么要隔离病人，而不是任由家属和村民去照料他们。

  最大的挑战是病人死亡时，一个医生能做的毕竟也是有限的。在一个深夜，救护车送来了一位母亲和她7岁的女儿，她们在路上花了11个小时，送到时，母亲已经去世了，7岁的小女孩根本无法告诉我们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几天以后，小女孩也死了。

  不过，我也看到了一些奇迹：5个星期之内，我看到17名感染者痊愈离开了治疗中心。埃博拉病毒就是这样，那些越早确诊前来治疗的人就越有机会痊愈。

  但我的心情并没有因为这些治愈者而感到轻松起来。因为，人们明知有风险但还是暴露在埃博拉病毒之下照顾感染者的场景令人十分震撼，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主动承担起了照顾那些年纪小的感染者的责任。也许这就是塞拉利昂人的精神。

  哀伤者

  3名家人感染埃博拉病毒，濒临崩溃

  斯蒂芬·科普托 (利比里亚)

  3名家人感染埃博拉病毒，濒临崩溃

  我现在遇到的麻烦太大了。

  自从一周前我的父亲、弟弟和妹妹被送到蒙罗维亚西点治疗中心后，我就睡不着觉了。

  我们打电话给“埃博拉反应小组”报告了疫情，但他们一直没来，我只好叫出租车把他们送到了那里，我的弟弟亚伯拉罕只有13岁，妹妹南希只有12岁，他们还意识不到出了什么事，但我明白，我父亲也明白。

  3个星期前，我的继母开始发病，她开始呕吐，而且上厕所的次数过多。此前不久她的母亲刚因类似症状去世。按照我们的风俗，人在下葬之前要由亲人擦洗身体，做这一工作的自然是我继母。

  接着我继母就开始感到不适，我们把她带到一家药店，药店的人让她吃了治疟疾的药，并要求我们离开。没多久，她的眼睛开始发红，脸也变了颜色。

  一个所谓的埃博拉热线的卫生工作者来了，但他并没有把她带回治疗中心，也没有救护车前来，几天以后，我继母就死了。

  我家暴发的疾病吓坏了村里的邻居们，我们仍在等待卫生工作者带着氯溶液来进行消杀。我也买了一些消杀药品和塑料布，但我不敢自己动手。我没有再回到家里，我不想染病。我的父亲对治愈已经不抱希望，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亲人的遗弃，而这的确是事实。

  大家都不敢靠近我们，没有人愿意见我们。我上周和父亲通过电话，他说自己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亚伯拉罕的情况还行，但南希的情况医务人员也无能为力。我刚刚听说，我父亲去世了。

  卫生专家

  从刚果来到利比里亚，给每个死者应有的尊重

  柯基·范·德·维尔德 (利比里亚)

  从刚果来到利比里亚，给每个死者应有的尊重

  我本来在刚果工作，当埃博拉疫情暴发后我到了几内亚，并且最终来到利比里亚。

  我到达利比里亚时只有少数人确诊，但当4个星期之后我离开时，情况变得严峻起来。我离开的那天大街上摆放了两具尸体，而我们的隔离床位早已“超载”。

  我们只有20张床位，却收纳了25人，不停地有病人被送来。

  我的工作是控制感染：包括教人们如何穿防护装备、教他们如何进入治疗中心的高危区域以及培训处理尸体的团队等。

  这是一项需要体力的工作，防护装备是完全防水的，所以穿上它的人根本无法让汗液蒸发掉，也就无法降温。

  由于天气太热，我们必须小心避免高温中暑，我可以穿着防护装备进行工作的最长时间为一个半小时，如果进行的是高强度体力劳动，只能维持一个小时。

  我已经慢慢习惯了周围的尸体。气味不是太糟糕，因为我总是戴着口罩。这很不容易，尤其是当死者是孩子时，我尽量做到对每一具尸体的尊重，我把尸体装进密封袋，绝不再打开。

  有一段时间，有传言说我们在摘除死者的器官。死者的家属需要见亲人最后一面，但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把他们拦在外围，只给他们看一眼死者的脸。如果死者是成年人，我会在死者旁边放一束花，如果是孩子，我会放一些玩具。

  护士

  希望疫苗能快点研制出来

  希尔瓦诺思·B·卡利蒙 (塞拉利昂)

  希望疫苗能快点研制出来

  我在本地做了4年护士，但6月份我决定加入凯拉洪的埃博拉病毒治疗中心。我觉得来这里照顾病人是我的职责，因为没有人愿意照料他们。当我和其他一些塞拉利昂国家工作人员刚来这里时，我们被吓坏了，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安全，但我相信来这里是我应该做的。

  我每天会见到4-7名新病人。他们都是被用担架抬进来的，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血液检查，立即知道他们的埃博拉病毒测试是否为阳性，我们必须防止他们还身患其他传染病，比如艾滋病、疟疾，等等。

  要想让病人有战胜埃博拉病毒的机会，尽快提高他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十分重要。我们给他们用高剂量的维生素，还要在尽可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情况下帮他们清洗身体。做这件事一开始很难，因为我害怕，但我没有其他选择。

  我的家人和邻居很担心我生病，但他们渐渐理解了我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最难过的是看到我的邻里们被用担架抬进来。我会像照看其他病人一样照看他们。

  人们开始慢慢意识到，埃博拉不是一种虚构的病毒，而且西方国家和很多非政府组织的医务人员都在这里提供帮助。让每个人都接受这一点需要时间，但我希望疫苗能快点研制出来，并且，这场危机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幸存者

  失去5名亲人，感染后康复

  哈里森·萨克拉(利比里亚)

  失去5名亲人，感染后康复

  我不停地听到这个词：“埃博拉病毒”，但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疾病可以如此迅速地击垮一个人的身体，直到我妈妈生病了。她曾前往塞拉利昂葬礼，可能遇到了感染埃博拉的人。有一天，有人告诉我，我妈妈生病了，让我去塞拉利昂看她，很明显，她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

  我决定自己照顾她，三天过后，她还是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在最后时刻，她拒绝吃东西，两周之后，妈妈就死了。

  一周之后，我从塞拉利昂回到家，然后我感觉自己很虚弱，并且头痛、发烧，甚至无法自己过马路。一个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看到我后把我带到了治疗中心。测试后，结果让人崩溃：呈阳性。我腹泻严重，人非常虚弱，但是我没有像其他病人那样口吐鲜血。一个星期以后，治疗中心的医生又对我进行病毒测试，结果竟然呈阴性。现在，我没有任何异常。然后，我成为了一名埃博拉大使。

  由于感染了埃博拉，我已经失去了5个亲人：母亲、父亲、姐姐、外甥和我外甥的女儿。现在我孤身一人，所以我决定继续留在治疗中心，做保安工作。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鼓舞人心的消息

  一种试验性新药

  治愈18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猴子

  一种试验性药物治愈了全部18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猴子。科学家们说，效果令人鼓舞，但是尚不能确定这种药对人体是否同样有效和安全。

  这种药名为ZMapp，由美国马普生物制药公司研发。这家制药商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军方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共同在猴子身上做药物试验，结果于29日发表在《自然》杂志网站上。

  研究人员使21只试验猴子感染。大多数猴子发病，显现严重症状，包括红疹、出血和肝功能衰竭。研究人员在18只猴子被感染3至5天后给它们用药，结果显示，它们都被治愈。另外3只没有接受药物治疗的猴子在8天内死亡。

  这是ZMapp首次用于猴子试验。相对先前埃博拉药物试验，这次用药时间最晚。感染3至5天后用药在于模拟人类感染9至11天后用药。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