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手段

  考场规定：

  不得夹带纸条、要穿单层衣服、食物要切开

  古今中外，每场考试，最严格的当然还是考场纪律。不许作弊是千百年来对考生的基本要求，为了考试的公平公正，科举考试自然也是有相当严格的规定。

  康熙五十三年规定，考生入场，“皆穿拆缝之衣服、单层鞋袜，止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到乾隆年间，礼部又发新场规，如考生的帽子，大小衫、袍等都只能用单层，皮衣要去面，毡衣要去里，袜子也要单层，鞋子要薄底。

  对考生的考具也有规定，如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要镂空，注水入砚台用的水注要用瓷的，木炭只许二寸，蜡台要用锡的。而对于考生所带的食物，糕饼饽饽，都要切开，防止里面夹带纸条等。此外，风炉、防风灯等用品，也可以携带，但都必须严格查验。对于考篮也有规定，“或竹或柳，应照南方式样考蓝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

  作弊小抄：

  薄如蝉翼的小抄纸、鞋跟里藏“奇书”

  按理说，在这样严格的搜检和惩罚制度下，考生是难有机会作弊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依然有考生能携带小抄蒙混进场。

  在中国科举博物馆内，就收藏有清代考生作弊的夹带。这些夹带纸张相当薄，十几张叠在一起，还没有一张普通夹宣纸厚。每页4厘米左右直径的纸片上，用毛笔抄录了《论语》中的重要篇章。据捐赠者介绍，这些夹带是利用一种仅有两根老鼠胡须特制毛笔书写而成。可见当时作弊者，是多么挖空心思。

  还有一种小抄，是夹在鞋底里的。这种小抄是从一双清代千层粉底“文士靴”的后跟里发现的，是一位江南乡试士子的后裔在给这双靴子拍打灰尘时发现的，他没想到从这双靴子的后跟滑出一只仅火柴盒般大小的抽屉，抽屉里面就藏着一本稀世孤本《增广四书备旨》。这本书为线装本，里面70页正文纸张洁白细腻，薄如蝉翼，书长6.5厘米，宽4.5厘米，厚5毫米。书虽小，却包括《大学》《中庸》《论语》三部书的全部内容和宋代大儒的详尽注释，其印刷技术之高令人拍案叫绝。该书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调查后，确认为中国现存十万余种古版书籍中，版面最小，文字最小和至今唯一发现的一本清代石印科考“作弊奇书”。

  买通官员：

  收买誊卷官，在试卷上设暗号

  考生除了夹带小抄，还有一种作弊方法就是买通考官。在清代，对主持乡试的官员也是有相应规定的，比如不用本县的官员，主考官员赴任时，不许携带家眷，不许携带过多随从，不得与外界结交，不准游山玩水等等。但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杜绝买通考官的现象，有人会在主考官经过的路上给他们传递贿赂信件。收掌、受卷、弥封、誊录、对读之类的小官，也常被买通。比如誊卷官，他们在接受了贿赂后，便对某人的卷子认真抄写。否则便书写潦草，甚至故意抄错。

  按理说，试卷的姓名是被弥封的，誊卷官是无法辨认的，但他们自有妙招，方法叫做“用襻”。就是任意选择两个字，约定在卷中第几行使用，并制定上文的第几格必须用某字，下面的第几格必须用某字，就像衣服上的襻纽相扣，因此称为“襻”。这些“襻”字，都是誊卷官和考生事先拟定好，然后在入场前交给考生，名为“送襻”。有的誊卷官不仅送襻，还私自带笔，帮助考生修改试卷。

  到江南贡院赶考的名人

  明清时期的江南贡院是全国考生最多的地方，唐伯虎、郑板桥、吴承恩、吴敬梓、翁同龢、张謇等一大批著名人物都曾来这里赶考。但即便是这些历史名人，很多人也没能在这里实现他们的仕途梦，比如吴承恩、吴敬梓，因为这条实现“金榜题名”的路途实在是太艰辛了。

  吴承恩从26岁考到42岁都没能考上

  吴承恩，祖上是涟水人，后迁至山阳（今江苏淮安）。吴承恩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但谁都没想到这样一位明代鼎鼎有名的文人，在科举考试中却屡试不第。

  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少年时代，已写得一手好文章，成为乡里有名的“小学士”，左邻右舍经常向他求文索字。上私塾时，吴承恩学习非常勤奋，在入县试时，以全县第一名考中秀才，成为县学生员。不久，吴承恩因成绩优异，由县学升入府学，在府学，他成绩也名列前茅，知府对他十分器重，经常劝他进取功名。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闻”。这是封建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富贵，走上仕途的必经之路。嘉靖十年（1531年），吴承恩从山阳县码头与学友一起乘船起航，来南京参加乡试。这一年，他26岁。明代射阳士子一般都坐船南下考试。船头插着“乡试”的彩旗，甲板上则堆满了学子们的行李、书籍。整条大运河上大小船只大部分都是各州府的秀才。在赴南京赶考途中，吴承恩一直在琢磨的是《西游记》写好后如何出版，到了南京，他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到金陵著名的刻印社世德堂去联系刻印事宜。

  由于吴承恩的一心二用，所以第一次乡试，他落榜了。回到家中，父亲被吴承恩气得一病不起，不久就病逝了。父亲的去世让吴承恩伤心不已，在家守孝三年后，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吴承恩又一次来到南京赴考，但又失败而归。嘉靖十六年，吴承恩再次赴考，依然失败，之后，他又连续考了几次，都没能成功。到42岁那年，他还在赴考。

  科场的失意，让吴承恩对封建官场、科场的腐败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把一生心血都投注到了《西游记》上，成就了这部名作。

  吴敬梓乡试落败后就彻底放弃科考和功名了

  与吴承恩一样，两百年后出生的吴敬梓也是一个屡试不第的大学问家。

  吴敬梓出生在一个安徽全椒官宦家庭，打小就是一个公子哥，养成了一掷千金、大肆挥霍的性格。在父亲病逝那年，吴敬梓考取了秀才，为父服丧后，吴敬梓便在29岁那年到南京参加乡试，但名落孙山。祸不单行，就在当年春天，吴敬梓的爱妻陶氏病故，经过一连串的刺激，使吴敬梓对科举产生了不满，于是有了后来那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儒林外史》，书中“范进中举”的故事正是他对科举制度不屑和嘲讽的真实写照。

  由于吴敬梓不事生产，挥霍无度，受到乡里子弟的鄙视，于是吴敬梓决定离开全椒，到秦淮河畔购置了一处房产，把全家接到了南京。在这里，他和第二任妻子叶氏到处游山玩水。

  吴敬梓到南京以后第三年，即乾隆元年，清王朝下诏征“博学鸿词”学者，吴敬梓因学识超人，十里传闻，安徽巡抚赵国麟便亲自登门拜访，想举荐他去参加，但被吴敬梓拒绝，从而彻底断绝功名进取。

  因没有生活来源，散尽钱财后的吴敬梓只能靠卖文为生，最后贫病交加，很快就去世了。

  唐伯虎乡试第一，却因舞弊案牵连告别科举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唐寅）也曾在江南贡院参加乡试，并且考中解元。

  唐伯虎是苏州人，出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与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并称“吴门四才子”。

  要说唐伯虎的科举之路真是坎坷。早在乡试前一年，1497年，监察御史方志到江南试学（明代科举乡试前的一次考试，考中者才能参加乡试）。方志是一位“先德行，后艺文”的道学先生，他风闻唐伯虎的风流放荡，便心中不悦，扬言“不管唐寅考得多好，都不予录取”。果然，在这次选拔考试中唐伯虎名落孙山。好友祝允明、文征明得知后极为不平，托人向苏州知府曹凤说理。曹凤十分爱才，对唐伯虎也很赏识，经过他的极力推荐，才让唐伯虎得以补考，准许参加南京乡试。

  1498年，唐伯虎来到南京参加乡试。所出考题为“古之欲明”三节，“礼之用和”一节，主考官梁储看到唐伯虎的答卷后，感叹不已。乡试张榜之日，唐伯虎高中该科南京乡试第一名解元。唐伯虎才名自此大起。

  第二年，唐伯虎与大财主徐经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不料徐经贿赂得到考题，唐伯虎也因此被牵扯进这场科场舞弊案而被含冤革黜。

  科场的失意，让唐伯虎进身仕途的愿望破灭，他回到苏州，在城北桃花坞建桃花庵，致力于绘画，卖画为生。中年皈依佛门，五十四岁与世长辞。

  “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南京考中举人

  清代中叶，著名的“扬州八怪”在画坛崛起，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郑板桥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江南贡院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郑板桥生于书香门第，但因为三岁丧母，生活困难。二十四岁时他参加童试考取了秀才，但是因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放弃仕途去做了私塾老师。直到雍正十年秋天，四十岁的郑板桥，才来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试。

  郑板桥对南京一往情深，留下了诗篇。乡试中他考取举人，悲喜交加。从二十四岁到四十岁，科举之路多少酸甜苦辣。

  乾隆元年（1736年），郑板桥来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贡士，不久参加殿试，考中第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在足足等待六年后，郑板桥等到一个七品官，去山东省范县任县令。官场中的郑板桥出淤泥而不染。到乾隆十一年时，郑板桥被调往潍县做官。这也是郑板桥一生中最后的官宦生涯。他最终的归宿还是回到了诗书创作之中。

  “难得糊涂”是郑板桥流传于世的墨迹。糊涂人难得聪明，聪明人难得糊涂，聪明中带点糊涂，方为处事守身之道。若一味聪明，必招怨尤，反不如糊涂为妙用。这四个字正是郑板桥的人生哲学。

  （参考书目：《江南贡院》 周道祥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