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身边整天挂着耳机的同学，我突发奇想，如果我说音乐需要一种尺度和审慎，他们想必会摇头:耳机里的强劲声波在反问，音乐若不能震撼人心，我们还听它干什么？

  是啊，听它干什么？要我说，事情还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那场争论。

  随着《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于1865年在慕尼黑首演成功，欧洲音乐仿佛宣告，一种前所未有的“伟大风格”在瓦格纳的歌剧中至臻成熟。音乐至此终于得以告别古典传统，转而用恣意汪洋的音符去滋养灵魂的悸动。一时间，人们趋之若鹜，瓦格纳成了欧洲音乐的英雄。

  然而，尼采在《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一书中，指责瓦格纳“败坏了”音乐的趣味与艺术：一，旋律的退化；二，节奏感的混沌；最关键的，将音乐定义为产生戏剧“效果”和唤起激情的艺术。

  尼采清楚，当音乐与激情为伴，音乐也就相当危险。因为激情属于自然本能，而音乐是一种艺术，是人类暂时摆脱本能、愉悦身心的独特形式。音乐也许更加隽永，但本能无疑更加雄辩；人类耗费数千年用声音构建出一种艺术，一俟激情的本能感到厌烦，顷刻间便可使其无处立足。预见到危险的尼采，因而更加思念早先“毕恭毕敬”的音乐艺术。巴赫、莫扎特，还有贝多芬。好的音乐如舞蹈，其中贯穿着力量与时间上的尺度和审慎。它应当使人清醒而非麻木，令人愉悦而非躁动，让人翩翩起舞而非歇斯底里。

  尽管尼采对瓦格纳的指责确有不公之处，但是尼采所讲的尺度与审慎，首先是说音乐不能过度。各种听觉因素的制衡与协调是音乐艺术的基础，而平衡带来的是层次和区别的丰富。只有在这种丰富中，各种技巧和变化才能施展，众多意想不到的奇妙也才能发生。相比而言，听觉因素的过度与泛滥虽然让人震撼，但已近乎于一种物理作用，拼命敲打的只是我们的神经。人们所说的陶醉，有时只是神经的兴奋或麻醉。过度或许意味着强悍，但有时也是单调和空洞的表征；如果每一个音符都长歌当哭，恰恰表明这种音乐已经无计可施。

  唯有音乐成为它自己，它才能缔造自身的完美。让艰辛的生命在这种完美中放松憩息，这是我们聆听音乐的根本目的。只是今天，音乐的艺术已缄默不语，不停喧嚣的只有各种搅拌激情的“声音”。这些声音让人类的本能得以发泄，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无尽的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