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F8版:8.15日本投降日 上一版3  4下一版
 
标题导航
  内容检索:
 
  2014年8月15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下一篇 4 >>现代快报网
十位抗战老兵的胜利日
回忆起69年前的今天,老兵们像孩子一样笑了
  石永固 95岁
  “那次庆祝用的是绍兴黄酒,自己这个北方人实在喝不惯。”
  张修齐 93岁
  “抗战胜利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没战斗任务,肯定不如前线庆祝得那么热烈。”
  冯宗尧 91岁
  “父亲给我指明方向,打日本是师出有名,内战就没必要了。”
  胡为仁 88岁
  “被俘的日军,在我们的持枪看守下,整理被他们炸塌的水泥厂,特别解气。”
  “听到胜利了,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轻松起来了。”
  刘汉 93岁
  徐恭权 100岁
  作为职业军人,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胜利了,不用打仗了,军人的地位提高了。
  任时雪 88岁
  那天,放假一天,他和战友们聚餐、喝酒,晚上,还偷偷把车开出去兜风,开车出来并不允许,但顾不上了,就想彻底疯一把。
  纵精璋 98岁
  他说,他是重炮兵,但是没与日军交过锋,“这是一辈子的遗憾。”
  谷世奎 96岁
  “胜利了,七八年没回家了,特别想回去看看。”
  邬汉忠 90岁
  “我们几个负伤官兵,也吃吃喝喝庆祝一番,当时感觉该等着回家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晃69年过去了。当年,浴血抗敌的战士,如今,都成了耄耋老人。日前,现代快报专访了十位抗战老兵。

  老兵真老——皱纹比当年受的枪伤还要深;敬个军礼,手都几乎抬不动……

  老兵不老——对那段历史,对敌人投降的记忆,一点也不老。一想到那天,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开怀大笑——

  那天,胜利了,开心得连酒都喝不下……

  那天,胜利了,终于可以回家了,想去看看妈妈安排的女朋友……

  那天,胜利了,我们唱歌一首接一首……

  那天——高兴得连酒都喝不下

  谈起69年前的那个夏天,95岁的石永固挺直身子,眯着眼睛,“当时那个心情啊,真是兴奋得不能言语!”那时,担任第10军3师8团4连连长的石永固,正以师部授予的上尉参谋的身份,在位于成都的空军通信学校,学习陆空联络。

  “到成都受训前,我在汉中时,经常看到来自四川江津机场的空中堡垒。”石永固说,空中堡垒是美国的轰炸机,那个时候,他对胜利充满渴望,“日本投降了,我们就能回家了啊!”老人说。8月15日吃过晚饭后,他照常打开广播,这时,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投降了。我们的班主任是空军少校石隐,他马上叫下属搬来整坛的酒。当时,我们拿着茶缸倒满酒,高兴得喝不下,互相泼起来。”

  之后,通信学校又组织庆祝活动。老人风趣地说,那次庆祝用的是绍兴黄酒,自己这个北方人实在喝不惯。

  那天——想回家看看相亲对象

  1921年出生的张修齐,是黄埔军校15期学员,先后在浙江萧山、湖南长沙等地抗战。张修齐告诉现代快报记者,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浙江黄岩时,已迟了好几天。“驻扎在温州的团部打来电话,说日本人投降了。我们才知道,盼望多年的这一天,终于来了。”那时,离家8年的南京人张修齐,已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少校副营长。当时,他任第3总团11团3营副营长,驻扎黄岩沿海一带。

  “抗战胜利了,大家都很高兴,但因为没战斗任务,肯定不如前线庆祝得那么热烈。”而在此之前,看着侵略者气数已尽,当时24岁的张修齐,心里也开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母亲来信说,在同仁会医院(现鼓楼医院)帮他找了个女朋友,当护士的,人很好……胜利消息传来,更让他感觉,该回家了。不过,直到1945年冬,张修齐才回到南京。第二年,作为那个年代的大龄青年,张修齐如愿成家了。“仗打完了,20多岁的人当然就要考虑自己的生活了。”张修齐这样形容迎接胜利时的心情。

  那天——不想打内战,决定当“逃兵”

  1942年,成都,19岁的冯宗尧,从黄埔军校18期毕业。他学的是辎重兵科,属于后勤兵种。“我从宜兴老家逃难到湖北公安后,差点被日军的炸弹炸中。又从公安逃难到重庆,亲眼看着防空洞洞口被炸塌,五六百号人闷在里面。”亡国之痛,直刺着这个有志青年的心,他毅然报名参加了远征军。

  1944年,冯宗尧成为了中国远征军战车第七营第二连少尉副排。随部队到印度后,冯宗尧很快学会开坦克,并一直被留在训练场做起坦克教练。后来,冯宗尧随部队回到广西南宁。

  聊起抗战胜利时的经历,这位91岁的老人却直说“高兴不起来”。他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因为所在部队就要被运到东北打内战,大家都无心恋战。“父亲给我指明方向,打日本是师出有名,内战就没必要了。”于是,顶着一旦被抓就要被军法处置的压力,冯宗尧“临阵脱逃”。他一路向西,回到重庆找自己的家人。“要说打赢了,那也高兴。可是热火朝天的庆祝,没有。”多少年后,“逃兵”成为他自我调侃的身份。

  那天——他第一个听到胜利消息

  88岁的胡为仁是上海人,抗战爆发前,住在租界里,父亲是企业家。在1941年租界被日军侵占后,15岁的胡为仁离家逃难。两年后参了军,他接受了来自黄埔军校教员的培训。1944年春,他们乘坐运输机从昆明出发,飞抵印度然后转到缅甸,在缅甸孟拱,他经历两次生死考验。

  1945年8月,胡为仁回国担任第50师通讯营无线电连1排准尉报务员。老人说,当年8月9日晚,自己执行收听电台任务。这时,一个让他兴奋的消息传来。“是日本天皇发布乞降书,用英文和中文发出来的。”作为师里第一个知道此消息的人,胡为仁立即把它抄录下来,向上级报告。他回忆,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城里都在放炮庆祝。更让胡为仁感到提气的是,1945年10月,他在广州看守战俘营。“被俘的日军,在我们的持枪看守下,整理被他们炸塌的水泥厂,特别解气。”

  后来,因为不愿意打内战,胡为仁假造了一封为父亲奔丧的家信后,逃回上海。不料,他刚到家没多久,父亲便因病离世。“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说起这件往事,88岁的老人止不住流下泪水,哽咽起来。

  那天——感觉年轻人的责任终于尽完了

  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吃了败仗,长沙失守。刘汉所在的第4军90师269团,负责镇守湘江西边的岳麓山。队伍打散后,90师组织了两支突击队。269团少校团副刘汉,任其中一支突击队的队长。他带着400多号人,撤到湖南与江西交接的汝城地区,在敌后打起游击。

  “我们打游击打得相当痛快!”93岁的刘汉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当时他们装备轻便,全是冲锋枪、卡宾枪,不上刺刀。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就这样,敌明我暗的游击战,一直打到抗战胜利那一年。

  “听到胜利了,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轻松起来了。”他回忆道。18岁入黄埔军校,20岁上战场,从1940年打到1945年,5年浴血奋战,让刘汉体会到打仗的苦,“不单单是牺牲的问题。没吃没喝,在战场上蹲着,精神上实在受不了。”一朝解脱,这位满腔热血的军人,终于感觉“年轻人的责任,终于尽完了”。

  那天——首先想的是不用打仗了

  100岁了,老人坐在椅子上,但精神很好。他说他当过老师,一年后投笔从戎了。1937年,抗战烽火已燃遍神州,他考入黄埔18期特科学习,“很多人误会,说特科就是特务科,实际上不是,是化学科。”据透露,当年在校期间,他学的是制毒、用毒、防毒、消毒,1940年下半年毕业。

  毕业后,老人被分发至军政部学兵总队担任少尉排长。后因需要调化学兵部队远征印缅,他被调至昆明机场准备登机,但在登机前发现有沙眼,遂被调至昆明集训治疗。当时昆明有飞机场,以及飞机制造厂,他所在部队就在此担任防务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那时,我们保卫‘飞虎队’,高射炮团,‘飞虎队’真是勇敢啊。”撸开裤管,老人说,大伤没受过,但敌机炮弹炸开的弹片曾经射伤腿。

  说起1945年的8月15日,老人笑了,“那时候,不像现在消息这么灵通……哪个晓得啊!”他说,当时他在昆明,是第二天才知道日本投降的,当时外面人声鼎沸,到处敲锣打鼓,“还以为出什么事了。”跑出去,就听市民奔走相告,“日本人投降了”,于是,他赶紧买了份报纸,才知道是真的。

  老人说,由于是部队,不能随便走,大家分批放假,“让我们到市区去玩。”老人回忆,尽管没钱,到处瞎逛,心情还是特别好。他说,作为职业军人,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胜利了,不用打仗了,军人的地位提高了。

  那天——开车去兜风,疯狂一把

  老兵任时雪出生在南京,1937年日军攻进南京时,随家人搬到了重庆。1943年秋天,他应征入伍,由于年龄小,他冒用姐姐的身份,才“够格”当上了一名“学生远征军”。

  现在,他已经88岁了,但对当年的记忆非常清晰。他说当时他被分在印度远征军的第一军第五战车营,军长名叫郑洞国。“当时战车营共有7个独立营,我给战车五营营长罗贤书开吉普车。”那时战车一营、二营、三营在前线战斗,“我们后面几个战车营紧随其后,随时待命。”任时雪短暂停顿了一下,笑了,“我们没轮上打仗,在印度呆了2年。”

  “远征”印度结束后,老人随部队进入缅甸,之后又回到昆明。后来,他所在的部队编为伞兵部队94军,军长叫马士功,忆起当年跳伞训练,老人激动地比划着,“300公尺不好跳,越高越好跳,400公尺就容易多了。”在昆明呆了一年多,又随部队到广州,最后到河北驻扎下来,编为炮兵部队。1947年回到南京,“家里人跟我说,内仗不能打,我就离开部队了。”

  提及1945年8月15日,他说那时在天津,“《天津报》都登了,看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开心坏了!”他说,他第一反应就是可以回家了。

  那天,放假一天,他和战友们聚餐、喝酒,晚上,还偷偷把车开出去兜风,“从没有过的轻松和兴奋”,他说,开车出来并不被允许,但顾不上了,就想彻底疯一把。

  那天——感觉可以抬头过日子了

  见到纵精璋老人,很难相信,他已经98岁了。耳聪目明,跟他交流,特别通畅。说起以前,老人连连说“惭愧,惭愧……”

  他说,他是重炮兵,但是没与日军交过锋,“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1937年,老人在南京上学,当年10月,学校解散,他回到了老家徐州。随后,他就报考了黄埔军校,1938年入伍,进入炮兵科,“学的是重炮,包括重炮结构,怎么填炸药,怎么瞄准,怎么开炮,学了近两年,1940年7月毕业,然后就上前线了。”

  长叹一口气,老人说,当时重炮很先进,德国的,射程很远,可达40公里,“一个连就两门炮,太珍贵了。”纵精璋说,重炮威力大,但移动也慢,“宁战死一个师,也不能丢一门炮,这个炮少了,就很难补给,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重炮兵被撤到了重庆,守卫飞机场。”老人摇了摇头说,这等于撤到了大后方,就这样,一直到日本投降,他都没参加过战斗。

  后来,他被调到重庆军政部,任军务司兵务科上尉科员,“与别的抗战老兵不一样,由于我在军政部,日本投降的消息,我是第一时间知道的。”说起8月15日当天感受,老人呵呵地笑了起来:“心情一下子就轻松了,国家大问题解决了,老百姓就不用受苦了。”他说兴奋归兴奋,但军政部没有大肆宣扬,也没有隆重庆祝,大家都是暗地里开心,“大家不会再有亡国奴的感觉了,可以抬头过日子了。”

  那天——我们唱歌,一首接一首

  见到96岁的谷世奎时,他刚午休醒来。

  说起往事,老人很快进入状态。他说,1938年,正在读初中的他在河南潢川“应招入伍”,抗战初期,他加入了“抗日战士干部训练团”进行培训,之后被分配到浙江省保安团队,先后在浙江诸暨、温州等地从事“民训”工作,宣传抗日。1942年,谷世奎作为浙江保安四团的团党部干事,参与了“保卫温州”的战役。面对日军先进的武器装备,仅有轻机枪、重机枪和迫击炮的保安团,硬是以400余人的战斗力,拼死抵抗了一年多。

  1944年,温州失守,谷世奎所在的浙江保安四团后退到温州与瑞安一带的山林作战,正值冬季,他们被日军围困在缺衣少粮、天寒地冻的山林中。因为没有足够的保暖衣物,与很多战士一样,衣着单薄的谷世奎被冻伤了,右腿整个肿胀了起来。如今,因为那次受伤,谷世奎老人只能依靠两只拐杖行走,捋起右腿长裤,还清晰可见当年冻伤留下的印迹:膝盖严重变形,大腿与小腿瘦削得与正常的左腿很不匹配。

  在记忆深处,1945年8月15日是个特别的日子,他说,那天外面一直在敲锣打鼓,鞭炮声不断,像过年一样热闹,“胜利了,七八年没回家了,特别想回去看看。”当天,他们在部队开会,“没有大场面,就是告知一下,日本投降了,可是这个会太让人开心了。”老人称,会后,大家想不出来怎么庆祝,又不能乱跑,就唱歌,一首接一首,“因为很开心!”

  那天——我们开始连打三天牙祭

  直到现在,每逢天气变化,90岁的邬汉忠额头偏左位置,还会隐隐作痛。那是一处70年前留下的枪伤,曾陪他见证了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也陪他走过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没想到胜利会来得那么快,我进休养院的时候,战争还在打……”

  1944年4月16日,河南西峡口,时任第89军新编第1师1团1营1连3排见习排长的邬汉忠,随部队迂回包抄日军后路。在穿过封锁线时,敌人发现情况后,立即开枪阻击,邬汉忠头部不幸中弹。他向现代快报记者描述,被打中那一瞬,并没感觉任何疼痛,直到血流到眼睛上,自己才察觉。

  被抬下战场后,邬汉忠先在位于咸阳的后方医院疗养。“脑壳的骨头被打破了一点,纱布往里面塞,堵住。”1944年底,他又被转到第10荣军休养院,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老人说,8月15日那天,胜利消息传到休养院后,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来。

  “国防部来慰问,发了抗日胜利纪念章,我们还打了3天牙祭。”邬汉忠回忆,平时伙食清淡,为了庆祝胜利,休养院改善生活,印象中有红烧肉、笋子烧肉。第10荣军休养院位于西安西关,邬汉忠记得,整个西安城都非常热闹,从南关到北关,从西关到东关,到处是欢呼的人们。

  “我们几个负伤官兵,也吃吃喝喝庆祝一番,当时感觉该等着回家了。”可是,养好伤后,邬汉忠并没能回到浙江奉化老家。直到解放后,他才如愿以偿。

下一篇 4 放大 缩小 默认
 
现代快报版权所有 版权声明  | 联系方式 | 网管信箱 | 广告服务

苏ICP备10080896号-6 广告热线:96060 版权申明 本网法律顾问:江苏曹骏律师事务所曹骏律师

版权所有 江苏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 @copyright 2007~2016 xdkb.net corperation.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