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徒刑减刑至17年3个月。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已悉数复出。此前，媒体已相继曝出冀纯堂于2011年出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吴显国于2013年出任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发旺已于2012年12月被委任为中国制药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并曾任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

  在备受关注的舆论风暴中被免职，随后悄然起复，“三鹿奶粉”事件并非孤案。梳理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有半数获相同“待遇”。

  因突发事件被免者半数起复

  52起案例中，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达20起，40名官员被免。截至目前，半数官员均已起复，相隔一段时间走上了其他领导岗位。

  例如，2008年致277人死亡的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时任山西省长的孟学农、副省长张建民，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市长刘志杰均被免职。但1年后，孟学农起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建民走上青海省副省长岗位，任职至今。

  山西省委统战部和山西省农业厅官网显示，目前，夏振贵是排名第五的统战部副部长；刘志杰是排名第一的农业厅副厅长。

  类似的“集体”起复，还有2008年“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2010年“11·15”上海胶州路大火。

  在致72人亡的“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中，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和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柴铁民被免职。2012年，陈功被曝就任青(岛)荣(成)城际铁路董事长。记者在中国网去年6月发布的一篇描述中铁特货公司发展历程的文章中，发现了柴铁民的名字，职务为中铁特货党委副书记。

  2010年，上海胶州路大火致数十人死亡。上海静安区区长张仁良、副区长徐孙庆被免。但免职半年后，二人就分别起任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市申江两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起复相隔时间多则一年以上，而且，起复后的职位一般与原岗位平级。但也有例外。七台河市新兴区原区长刘丽，2008年12月因煤矿瓦斯爆炸被免职，但3月后就复出，任七台河市建设局副局长、党委书记；2012年1月再获提拔，升任七台河市副市长，任职至今。

  涉“不雅视频”者无人复出

  生活作风问题也是官员免职的“主因”。52起案例中，因不雅照、“视频门”等作风问题被免的，达16起，27名官员被免。

  不同于突发事件被免官员50%起复，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的16起案件27名官员，不论是2010年至2012年之间发生的网上“裸聊”、微博调情、包养姐妹等丑闻，还是最近两年发生的重庆不雅视频、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湖北法院嫖娼门等，无人传出起复消息。

  除了突发事件、作风问题，其余16起案例中18名官员，都因形形色色的违纪问题被免职，包括档案造假、公款旅游、短信拉票、吃“空饷”、“雷人语录”、行贿、风水迷信等。其中，除了“风水迷信”，其余违纪类型官员均有起复，共计9人，占比也达50%。

  “保留级别”埋下起复伏笔

  52起舆论普遍关注的官员免职案例，85名官员被免，29人起复，占比达34.12%。但如果排除生活作风问题无人起复这个特殊现象，被免官员的起复率高达50%。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许耀桐等受访专家认为，对免职官员固然不能一棒子打死，但现实中，不排除违规起复，比如将“免职”作为平息舆论的“挡箭牌”，甚至于钻法规的空子，作为日后起复的“跳板”和过渡。

  竹立家说，对“免职”作出规定的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免职’适用面很广，没犯错的官员也可以免职。即便犯了错的官员，也仅是问责，不是处分。”

  对于犯了错被免职的官员，《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竹立家称，个别地方从这项规定中找到了腾挪空间，“几乎每一名起复的官员，特别是因为各种违纪原因免职起复的官员，都会引发质疑，但出面回应质疑的官方，都称合乎规定。”

  “免职后起复的另一个操作空间在于免掉的是职务，不是级别。保留原级别，那么就继续享受相同的待遇。这就为起复留下了‘伏笔’。”竹立家说。

  子女“吃空饷”的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的起复过程，佐证了竹立家的说法。2012年1月，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因其女儿王烨5年吃空饷10万元被免职，两个月后就起复改任山西省忻州市环保局官员。忻州市新闻办发布的新闻通稿中称：“2012年1月15日，免去杨存虎同志静乐县委书记职务，保留正县级别。”

  降级可堵“官复原职”漏洞

  除了“官复原职”等现象，52起案例中的29名起复官员，有2人因舆论等各方面压力或再度被免，或“失踪”。

  2010年因矿难，河南泌阳县原副县长王新科被免。但2011年8月，媒体曝出免职后，他一直以副县长身份部署工作、出席正式公务活动，还兼任该县政法委书记。

  这名被质疑为“假免职”的副县长，现已“失踪”。泌阳县官网的领导介绍，以及上月县领导齐聚的县经济运行工作会议，都没有王新科的名字。

  8月8日，泌阳县宣传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说：“他（王新科）已经不在泌阳县了，因为之前的报道影响太大了。至于他现在具体去了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另一名被“再度被免”的官员是河南周口市官员薄玉龙。2012年，因在周口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春长依法受贿一案中，原扶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薄玉龙利用行贿手段而得到职务调整，事后被免去职务。今年1月，薄玉龙“从基层回来后”，担任了周口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政委。

  今年7月，薄玉龙再度被免。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宣传处处长靳登高向媒体表示，党组开会后认为，薄玉龙原问题系行贿、介绍受贿，性质不适合反渎职侵权的岗位，所以做出了免职决定。

  受访专家们认为，起复后再度免职，充分证明原来的起复决定有问题，“这相当于官员任免‘事故’。谁做出的‘带病起复’决定？谁为这类‘带病起复’担责？”许耀桐说，亟待建立一个官员起复制度，哪类免职官员有资格复出？复出考察、公示等复出程序如何进行？必须对这些作出规定。

  “被问责、免职的官员，经过考察、评估等干部任免考察，可以复出，这并不违反规定。”竹立家表示，但现实中，问责免职、起复的官员数量为数不少，“其中不乏违反干部任免程序和规定的情形，比如上级领导打招呼。”

  许耀桐认为，今年昆明原书记张田欣、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两名副省级官员被免职后连降数级，树立了官员免职的新样板，“能封堵住不当起复。”

  竹立家强调说，张田欣、赵智勇的“降级”处分对官场有更大的震慑效果，“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降级’处分有个两年时限，两年后解除处分，但即便是解除了处分，两人的仕途、晋升，也要按照职级一步步来。”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