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早，日本名古屋市就下起了大雨。

  尽管如此，在名古屋市公会堂举办的《为了和平揭露战争的展览》还是吸引了很多日本市民，日本媒体《中日新闻》、《读卖新闻》、《赤旗》等也早早到了。但是遗憾的是，首次参展的中国民间相关团体——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展出的24幅反映侵华日军罪行的照片，虽然位置设在展厅最醒目的主席台上，却鲜有人问津，尤其年轻人。对此，该馆馆长吴先斌表示，这是“南京大屠杀”题材第一次亮相日本，很多日本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再不重视，以后更没人知道了。”他说，他明年还要来，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日本市民了解真相，呼唤和平。

  现代快报特派记者 毛丽萍

  日本名古屋报道

  位置醒目

  看的人不多

  《为了和平揭露战争的展览》设在名古屋市公会堂4楼，走进展厅，最醒目的就是南京“侵华日军罪行照片”展区了。

  放大的24幅照片展板，设在展厅的主席台上。

  除了图片说明外，日中友好协会爱知县联合会还特意为这个“展区”作了文字介绍：在南京发生了什么？介绍中称，这里展出的照片，是从南京的民间团体“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送过来的，出处全部确认过了。“事实上这些照片基本都在日本出版过，虽然之前可能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但是在这里展出却能让我们日本人了解‘在中国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照片’。”同时，针对这些照片为什么都不是中国人自己拍的，他们在“介绍”中作了解释：之所以没有中国人拍摄的照片，是因为在屠杀现场拍照极其危险。而且当时拥有相机的富人们，早在战火蔓延至南京之前逃到了其他地方，留在南京城内的只有穷人、农民和一些士兵，其中美国人牧师约翰·马基拍摄的照片被秘密带出，并把事实传向了世界。

  尽管位置醒目，介绍清楚，但遗憾的是，前来参观的人并不多，年轻人更是匆匆一瞥后便离开了。

  与之相反，此次展览的其他展区，比如细菌战、慰安妇等展区，驻足的日本市民很多。

  不过，现代快报记者在现场碰到的中国人却很多，南京安居防火教育培训中心总经理方林甚至专程从大阪赶到名古屋，他说，他是从事民间防火防灾培训的，“听说日本人防火做得比较好，特意来考察，却意外听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在名古屋办‘南京大屠杀’展，就特意跑过来了。”另外，还有很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热情地跑过来做起了翻译。

  日本年轻人

  对侵华历史知之甚少

  问及知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来这里参观的很多老人都点头，可是再想问下去，有些人就摇摇头，直接走了。

  原口和加藤女士是特意赶来参观展览的，两人都已60几岁，在南京“侵华日军罪行照片”展区，她们一张一张认真地看着，不时用手指指点点。

  原口说，她去过南京，到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场面是那么凄惨，虽然日本国内很少提及这段历史，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但这事是不对的，应该承认、道歉。”

  加藤女士则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为了真正了解这段历史，她正在努力学中文。

  也许，老人们还有部分了解，年轻人，可就真的一脸茫然了。

  势川今年16岁，是跟着他妈妈来的，是极个别看完“侵华日军罪行照片”的年轻人，但他似乎并没感觉，“南京大屠杀，我从来没听说过。”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以前只知道日本有作为被害的一面，现在才知道日本不仅有被害的一面，还有加害的一面……”

  可是当现代快报记者还想进一步采访时，孩子妈妈礼貌地表示，他们要走了。

  除了势川外，整整一个多小时，现代快报记者看到，再没有年轻人前往这个展区参观过。

  慰安妇也是展览主题

  日本市民：应该谢罪

  最近，日媒欲撤销慰安妇过往报道，声称相关证言为虚构。

  《朝日新闻》曾连续两天在早报上刊文称：经判断认为该报1991年至1992年关于日本军在济州岛强征慰安妇的“吉田证言”是虚构的，决定撤回有关报道。“对济州岛进行了重新采访，没有得到可以证明其证词可靠性的证据。专家的采访也证明，其证词的核心部分有几处矛盾。”

  因此，昨天慰安妇展区也成为一大热点。很多日本市民在这个展区停下脚步，水野女士说，她是上世纪90年代从“河野谈话”知道慰安妇制度的，之后就一直关注这个话题，“我去过南京，也去过上海，实地看过，切身体会到当年许多女性被日军抓起来当慰安妇的痛苦，我觉得日本政府应该站出来，早点解决这个问题。”

  南京利济巷2号是亚洲最大的、也是保存最完整的“慰安所”旧址，昨天，正在参观的佐藤女士说，听说了这个地方后，她特意去了三次，最早是2006年去的。“了解了很多，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公开谢罪，同时给予经济补偿。”

  对于日媒的这种做法，现场，很多日本市民表示不理解，“这是历史，我们要尊重它的真实性……我们希望更多的民间人士能站到一起，推动日本政府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名古屋市民

  呼吁恢复与南京友好

  可能由于雨大，日中友好协会爱知县联合会副会长鸟居达生先生说，与往年相比，昨天来参观的人不算多。

  虽然每年的展览都会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抵制和破坏，比如用高音喇叭进行“声音轰炸”等，但是昨天一整天，展览都办得非常顺利，对此，鸟居达生说：“右翼一般不会到展厅里闹，最多也就在入口处‘放放喇叭’……这次很安静，但也不排除有右翼的人混进来，但没闹事，我们也就不管了。”

  鸟居达生今年79岁了，他说，这么多年来，右翼的捣乱从来就无法真正阻挠这个展览的进行。聊及南京，他说，2009年3月在“纪念名古屋南京友好城市三十周年民间文化交流计划”的名义下，他们组织了多个民间团体及个人开展了包括“现在才要传递真实的历史！南京发生了什么？追寻我们共同的羁绊”展览在内的文化活动，当时获得了很多参观者的支持。可是，由于名古屋市河村市长“不存在南京大屠杀”的发言，截至目前，两个城市之间的交流一直处于中断状态。

  “通过在这里展示南京的照片，我们衷心希望能够让河村市长收回发言，恢复南京名古屋两个城市的友好交流。”鸟居达生说。

  走近日本老兵

  他，参加过侵华战争

  近藤一：到了战场，人就变得不像人

  近藤一，今年94岁，非常瘦小，但精神不错。

  他是当年侵华日军的一员，杀了几十个中国兵，参与了轮奸、拿中国人“试枪”……他对现代快报记者说，当时他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在最前线作战是理所当然的任务，并没有任何罪恶感，“现在想来，当时完全失去了人性，实在是太可怕了。”他称，“到了战场，人就变得不像人了。”

  近藤一，1920年出生，在刚满20岁的时候接受了征兵体检。检查痔疮的时候不得不脱光衣服，感觉完全没有了尊严。他说，这是他失去人性的军人教育的第一步。

  1940年12月，他加入了驻扎在中国山西省的独立步兵大队。由于是步兵，所以每个人都配发了三八式步枪。当时经常听到的说教就是“这枪上面雕刻有菊花的纹路，拿着这些天皇赐予的三八式步枪的你们，是天皇陛下的军人，也就是皇军士兵。要把上司的命令当做天皇陛下的命令一样”。老人回忆，新兵军训的一天，他们被要求在广场集合。前面的木柱上绑着两个穿着普通衣服的中国人。那是用八路军俘虏当作新兵杀人训练的“处决”。“一想到是第一次杀人，我就从头到脚发起抖来。”这时就听到一声吼，“上刺刀！”，助教（下士）一声大喝，站在前面的新兵一刀刺进了被绑着的中国人的右胸。“被刺中的中国人的惨叫在我耳边回荡。”近藤一说，当时他排在第六或是第七个，轮到他刺的时候，那人已经奄奄一息，头也低下了，衣服也被鲜血染红了。“我当时感觉像切豆腐一样，就刺了一刀。完全没有意识到杀人的罪恶感。”

  不仅开始杀人，近藤一说，他还参与了轮奸，“有一天，我们抓到了一个30岁左右的抱小孩的妇女，大家轮奸了她。为了不让她逃跑就让她不穿衣服跟着我们，但在山谷中休息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个（日本兵）把不停哭泣的婴儿丢到了谷底，那女人也追着小孩儿跳了下去。”

  几十年过去了，近藤一没有忘记这些，1992年，他参加了原日本兵组成的民间团体“不战士兵之会”，并在15分钟左右的小型讲演会上讲了自己的一些经历。1999年，他首次在讲演中提到了自己曾参与轮奸。之后的讲演中，还提到了曾经用中国人试枪。

  由于在公开场合提到在中国的经历，老人说他受到了一些老战友的指责，“但我觉得把我的经历告诉更多的人是‘活下来’的我的使命，到了战场，人就变得不再像人。如果不讲述在战场上的真实经历，那么就不能把战争的惨状传递给更多的人。日本能否成为真正的和平之国，与战争中的受害者和我逝去的战友们的亡灵息息相关。”

  他，战败后在中国待了十几年

  前畑信男：我有一颗中国心

  前畑信男，戴副眼镜，花白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虽然已经88岁，但老人记忆清晰，相当健谈。

  他说，1945年5月，战争进入尾声，当年他只有18岁。在沈阳通化，日本“关东军”开始撤离，留下了年老、年轻的“断后”，就这样，他开始了难熬的生涯。

  日本战败后，他颠沛流离，1946年的一天，饿极了，他就蹲在路边讨饭，这时，一个扛着大锅的中国人给他吃了点东西，“可能是炊事班的。”前畑信男说，那个中国人姓刘，后来他才知道他是八路军，“当初是为了吃饭，加入八路军，而实际上也正是吃饭感动了我。”他说，在日本，等级观念很强，“刘先生身份比我高，但在吃饭的时候，他把好吃的夹给我吃，这在日本肯定是不可能的，让我感觉到了部队的不一样，觉得这些人不错，于是就跟着他们走了。”

  “我们先是到东北去找当年被乱扔的毒气弹，捞起来处理掉。”然后又跟着部队东征西战，在中国一呆就是十几年，直到1959年他才重新回到日本，“18岁走，30多岁回，我把我的青春献给了中国。”

  说到这里，老人笑了，他说，回国后，他曾4次回到中国，最早一次是1987年，“到了通化，去看看我曾经呆过的地方。”他说，后来还去过天津等地，寻找当年的战友，“可是到哪儿，等来的消息都是‘战死、战死、战死’，我觉得已经没有人能和我共同回忆那段过去了。”

  老人说，现在年纪大了，就是再想回中国一趟，都比较难了。

  “我的心，我的青春，都贡献给了中国。”前畑信男顿了一会儿，他说，他想告诉年轻人，“中国是我的母亲，当然日本也是我的母亲，我有两个母亲。”

  对话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

  部分日本市民习惯了选择性记忆，为了揭露真相我们以后还会再来

  现代快报：自费到名古屋参展，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吴先斌：参加这样的民间展览就是要让日本市民了解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反对暴力，反对战争，这样的展览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今年“南京大屠杀”史料的亮相，就是希望大家铭记历史教训，远离战争，呼唤和平。

  现代快报：这些参展的照片是怎么选出来的？

  吴先斌：今年3月份，我收到日中友好协会爱知县联合会邀请后，就对南京大屠杀照片进行了挑选，原先敲定72张，但由于场地限制及内容所限，最终对方选了28张，定好照片后，日方要求找出每张照片的出处，我们确定一切无误后，主办方又拿到名古屋档案馆和《每日新闻》去查，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后来，我们又对主办方作了承诺，全套的电子档带过来，这样，展览馆才同意我们这些照片参展。

  现代快报：经历了一天，有什么感受？

  吴先斌：昨天，到展厅参观的人数有四五百，可年轻人还是偏少，虽然昨天下午，来了一些年轻人，但他们只对日本受害史感兴趣，对日本加害史只是匆匆一瞥。不过，让我欣慰的是，我遇到了一群日本中学生，他们正在做日本加害历史的调查。他们告诉我，在收集历史资料中，发现日本加害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少了，这让我看到了一些希望，我跟他们说：今后你们要做这方面的调查的话，我们馆藏有1000多小时的影像资料，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你们。

  现代快报：原来您到名古屋参展的目的是让更多的日本市民知道历史真相，但现在“南京大屠杀”亮相后，年轻人来参观的并不多，你觉得此行意义达到了吗？

  吴先斌：说实话，有点遗憾，尽管主办方给予了很大支持，我们自己也经过了5个月的筹备，但是在这仍没有达到我原来想象中的效果，这说明，我们对历史的宣传还不够 ，一方面没有让加害国的市民积极感受到我们受害国民众的愿望，另一方面，部分日本市民在历史面前习惯了选择性记忆。

  现代快报：碰到这么多意外，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吴先斌：以后还需要到日本来介绍南京大屠杀的这段历史，通过不同方式，不仅仅是照片，而且还有文章、影像、留学生口口相传等形式，我们特别要支持日本民间力量中做加害历史调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