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腐反腐是一场总体战，而非仅以一条线、一领域分而治之

  “小官巨腐”，被作为新的腐败现象提了出来。中央第二巡视组近日向北京市反馈情况，指出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北京市随即专项整治“农村干部违法违纪”。媒体称“一场针对‘小官巨腐’的战役打响”。

  为印证“小官巨腐”现象的严重性，《新京报》有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的村官违纪违法案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12起村官腐败案，金额达到 22亿元，平均一起1.83亿，称为“小官巨腐”，名正言顺。

  官有大小，级有高低，这是官员管理的序列。一般来说，官大级高，掌控的资源就多；官小级低，掌控的资源就少。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比较符合资源分布的情况。不过，资源控制权与官级并不总是严格对应。有所谓清水衙门，有所谓肥水衙门；有所谓关键岗位，有所谓非关键岗位，可资描述资源掌控状况。十年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一名会计，贪污了2亿多元，他是什么级都没有的。

  村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国家官员管理序列中，村官是无级别的。村一级是村民自治，因此不算官。但就其权能来说，又确凿的是官，对村务有很大的决断力。一般而言，乡村不是资本富集之地，但城市化使近城乡村的土地急速升值，市场化使土地进入级差市场，更使乡村拥有的资源迅速进入资本体系。一些地方的村官可以支配的财产膨胀起来，这些资产名义上属于全体村民，但实际上操之于村官之手。“小官巨腐”，就此形成。

  人的欲望是很难填满的。“欲壑难填”，与其说是一个道德评判，不如说是一个客观描述。有多大的漏洞，就能有多大亏空，贪贿也好，享乐也好，基本规律是能有多少是多少，而没有天花板可言。大官巨腐、大官小腐，或者小官巨腐、小官小腐，虽然造成的后果并不相同，追究责任有差异，但基本上只是各依条件而为，而非收手或不收手之别。这样来认识，虽非绝对可靠，但大致是不错的。

  村官巨腐，多在征地补偿、安置建房、农资补贴等领域发生，只是因为村官所能接触的只是这些。党政官员能接触到行政审批、官员任命，那就搞权力寻租、官帽买卖。各个领域，制度当然要建起来，但总体上的防腐体制要有顶层设计。防腐反腐是一场总体战，而非仅以一条线、一领域分而治之。

  社会财富在增长，这使得“可腐资源”增加很快。村官、乡官、县官、厅官、省官以及更大的官，可惊讶的不是贪腐金额，而是贪腐行为的普遍发生。“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固然是一时之盛景，但更重要的是除了扳倒作为贪腐符号的“和珅”之外，怎样才能保证官员普遍清廉。村官腐败被重视，很好，但以为村官才是腐败的重灾区，需要狠治，未免迂腐。你能想象哪个地方腐败只局限于村官，而不是腐败风气漶漫到了村官身上吗？

  正确的做法是，老虎要打，苍蝇也要打；腐败不分大小，只要它一露头，我们就迎头痛击。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