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上午，在南京鼓楼区的一个部队干休所里，坐在我们面前的银发老人，声音洪亮，思维清晰，神情严肃却也富有亲和力，让人很难相信她已年过八旬。

  当记者表明采访意图，老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小本，戴上老花镜，开始回忆往事——曾爷爷、父亲、自己，以及横亘一个家族百年的甲午情结。

  封存在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随着老人的讲述逐渐鲜活起来。

  她叫丁亚苏，解放军八一医院离休军医，她的曾爷爷，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现代快报记者 戎丹妍 白雁 文

  现代快报记者 刘玉莹 摄

  我的曾爷爷丁汝昌

  【他是为国捐躯的，是爱国将领】

  丁亚苏今年81岁。

  “丁汝昌后代”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是解放军的一名离休干部。

  离休前她是一名医生，在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解放军八一医院工作了将近二十年。离休后，她又被返聘，继续工作了十年。在这前后三十年里，同事中没有人知道，她的曾祖父是丁汝昌。而她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意识到，那场改变中国国运的甲午战争，不仅决定了曾祖父的生死，也决定了丁氏家族此后百年间的命运。

  丁亚苏1933年出生在安徽巢县，她的父亲叫丁智仁，是丁汝昌的孙子。丁亚苏是家中老小，她还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她出生时，曾祖父、曾祖母早已不在，连祖父、祖母也都已经去世，而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也离开了家。因此，她对曾祖父的了解，主要来自母亲。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那里是革命老区，有新四军。我母亲那时候有进步思想，常常帮新四军做事，我的姐姐和哥哥，也参加了新四军。我家当时有一套祖上传下来的盔甲，很漂亮，一直也没人告诉我是谁用过的。有一次，家里来了新四军领导，和妈妈商量着要把这件盔甲征集去。他们在那里说，我就在旁边听。通过他们的讲话，我这才知道，我家曾祖父是北洋海军的大官，当时中国和日本发生战争，我曾祖父为国捐躯了。我对曾祖父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为国捐躯的，是爱国将领。除了盔甲，我家里还有大理石的椅子，应该是曾祖父用过的，后来也捐掉了。”

  盔甲被带走后，母亲又跟丁亚苏说过一些曾祖父的故事，都是简单几句。

  但有一个故事，让丁亚苏一直记忆至今。

  “曾祖父在威海进行海战，众围之下，他下定决心一死。当时，丁汝昌在舰上，他的继配夫人魏夫人在陆地上，丁汝昌派人给魏夫人送去一封信，表示将自杀殉国。夫人收到信后，剪了一绺头发，用布包着，托人带给丁汝昌，表示坚决支持他。丁汝昌自杀后，没多久，魏夫人也自杀了。”

  不过，丁亚苏对曾祖父的了解，基本就局限于从母亲那里得来的这些模糊的印象。

  1985年，一位从山东来的学者，找到了丁亚苏。来人说，他叫戚其章，因为要在威海建甲午战争博物馆，要寻访丁汝昌的后人，辗转打听，才找到了南京。

  戚其章离开南京时，留下了几本有关甲午战争的书，其中有不少和丁汝昌有关的资料。第一次，丁亚苏把从母亲口中了解到的家族史，和书里面的内容联系了起来。那以后，她开始收集有关祖父、有关甲午海战的资料。

  丁亚苏说，曾祖父小时候，生活非常艰苦，“他帮人放牛、打长工，放鸭子，还帮人做豆腐，后来投奔了太平军程学启部。程学启后来降清，曾祖父先是跟着他在湘军，后来又到了李鸿章的淮军。在此期间，曾祖父先是在家赋闲三年，根据县志的记载，当时他和村里人关系非常好，有一年闹饥荒，他还捐了钱。”

  丁汝昌自杀后的事情，丁亚苏是后来才了解到的。“他的遗体被运到烟台。后来，家人又将遗体运回老家。因为丁汝昌被朝廷治罪，所以他的遗体不能下葬，而是放在村口搭建的简易小房里，棺木还被打上三道铜箍，以示有罪。后来，在丁汝昌的北洋旧部萨镇冰等人的努力下，丁汝昌终获平反，1910年，他的遗体与魏夫人合葬在老家墓地。丁汝昌平反后，水军从士兵到军官，每人捐出三天饷银，在威海给丁汝昌造了一座祠堂。”

  不过，令人痛心的是，1959年，丁汝昌在老家的墓被人掘开。盗墓人发现，里面的陪葬品很少，只在丁汝昌的口中找到一颗珠子，魏夫人身上也只有口含的一个金环，手戴的戒指，以及胸前挂的两颗绿珠。他们把珠子卖掉以后，买了一辆脚踏车。

  这些年来，关于甲午海战的研究越来越多，对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的作为，也有不同的声音，但丁亚苏对曾爷爷丁汝昌的评价，始终是她第一次听到母亲介绍时的印象：

  “开战时，他已是59岁高龄。黄海大战时，清军就失利了，他身负重伤，不下火线，仍旧镇静地坐在船头，当战士们路过时，他就招手致意。在威海卫海战时，他戴罪立功，朝廷要治罪，他仍旧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外国舰长、水手、舰员诱降他，他坚决不肯，表示宁死不降。现在，对他的评价，也有些人说了不公正的话。这个我不想多说，历史自有公论。我自始至终认为曾祖父是爱国将领，从心底里非常尊敬他。”

  我的父亲丁智仁

  其实，丁亚苏对父亲的记忆并不深刻，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老家，投入到火热的革命事业，从此一去不返。直到今天，她仍然不知这位武艺高强的父亲魂归何处。

  父亲名叫丁智仁，是丁汝昌幼子丁代禧的儿子。丁智仁出生之前，丁汝昌已离世，但这并不妨碍他继承了爷爷留下的尚武传统。

  在丁亚苏的记忆中，父亲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我祖父祖母很早去世，我父亲是他们兄弟中最小的一个，那时候还没有成人。父亲先是在村里的私塾读书，后来离开老家，去少林寺习武。再后来，进入冯玉祥将军的部队，当上了冯玉祥手下手枪队的副队长。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共合作，在延安的共产党找到冯玉祥，希望他派四位有才干有本事的人去延安工作，我父亲和其他三个人就一起被派去了。”

  丁智仁到了延安后，与家里的联系越来越少。丁亚苏记得，大概是1941年或者1942年，“父亲托人带回来一封信，写在黄纸头红条子的纸上。我那时候已经上学了，认得字，母亲就叫我把信上的内容背下来。”

  70多年过去了，信上的字，丁亚苏仍记得一清二楚：“就是四句话‘此次出征，凶多吉少，若有不测，是家门的荣耀。’”

  这封信收到没多久，有一位陌生的中年人突然找到了丁亚苏家，“他带来父亲的消息，说父亲负了重伤，部队走了，父亲留在山西平陆县的一个庙里。再后来，就没有了父亲的消息，不知是死是活。”

  父亲留下的信，后来一直由母亲保管，母亲去世后，又交给丁亚苏的三姐保管。如今这几封信也踪迹难觅了。

  而父亲的下落，这么多年来一直无从考证，“前几年，姐姐跟我说，能不能寻访一下父亲的下落，我说，这个时候到哪去找啊。要是刚解放那会儿，我们就开始找，还能找到消息。但现在已经70多年过去了，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找到父亲最后的下落，是丁亚苏多年来的心愿。

  “1985年，冯玉祥将军的侄子冯村，请我和姐姐、姐夫吃饭，冯村说，当时和我父亲一起去延安的有四位，其中有一位还生活在合肥。我听到了很激动，打算去看他。可是，他们说，他那时已经生病，意识不清楚，不认识人，也不能说话。我只能很遗憾地放弃了联系。这些年，我和姐姐都很想找到父亲的最后下落。我记得，父亲的信是从山西平陆县一位陈老先生家里发出来的。现在想，这位老先生应该是地下党，或者至少是亲近地下党的人士。”

  “听老家村子里的人讲，我父亲武艺非常高强。那时候土匪盛行，别的村子都被抢了。但我们村里就没土匪抢。父亲组织了便衣，在村子里转，还有人负责在屋顶上放哨，土匪不敢来。我父亲在少林寺学过武，人家说他会飞檐走壁。我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看到我家院墙上，也都是一个洞一个洞，就是练武攀爬的。还听人家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村子里闹狼灾。父亲就带着村子里的人到山里去打狼，把狼制服了。以后，村子里再也没狼来叼东西了。把狼制服以后，父亲回到村里，实在太疲劳，睡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

  我的丁氏家族

  【我们家有二十多人参过军

  姐夫是开国少将，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

  堂哥牺牲在国民党抗日战场】

  丁汝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丁代龄（丁亚苏称他为大爷爷），在1884年就去世了，只活了22岁，留下一个遗腹子叫丁弼臣。丁汝昌的幼子叫丁代禧，丁汝昌自杀殉国三年后，也就是1898年，年仅29岁的幼子也去世了。丁代禧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丁亚苏的父亲就是他的四儿子。

  丁亚苏离开老家已经多年，这些年来，他们一家，与留在老家的大爷爷丁代龄的后代来往得并不多。“1985年以后，因为回家扫墓，我们有了往来。几年前，丁汝昌的出生地安徽庐江县，给丁汝昌塑了像，落成的时候，我和姐姐他们都去了。去年11月份，各地的丁家后人，又到了巢湖，到无为给曾祖父扫墓。大家聚到一起，都觉得非常亲切。”

  几年前，丁亚苏和姐姐丁亚华商量后，经过详细的调查，开始绘制一份家族图谱，绘制的过程中，她做了初步的统计，“现在，丁汝昌的后人已经传到了第七代。我是第四代，我们这一辈健在的还有四位。我把我父母这一支算了一下，从我的姐姐、姐夫，到我和我爱人，到我们的子女，有二十多人参过军了，从战士到将军都有。”

  在绘制家族图谱的过程中，丁亚苏还发现，“从曾祖父丁汝昌开始，到我的父亲丁智仁，再到我的堂哥丁荣伦，我家这三代人，都因为与日本人打仗而牺牲。我敬佩家里的这些人，同时也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

  这份甲午情结，深深地印刻在她的生活里。记者发现，她家中的电器，都是国产的，她说：“我家里电器都不用日本的，小孩也不让他去日本留学，不去那里。”

  “我知道这样有些狭隘，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受父亲的影响，丁亚苏姐妹几个，从小就性格单纯爽快，爱武装不爱红妆。“我几个姐姐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大姐解放前就去世了，大姐夫是北大的先进青年，被解放军请来教数学和外语；二姐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现在在北京，二姐夫张铚秀，是最早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的一批同志，后来担任过昆明军区司令员；三姐也参加了地下党；我是在渡江战役之前，在家门口参的军。我哥哥参加革命也很早，那时候他在私塾，同学里就有地下党，发展了他。哥哥后来生病去世了。”

  丁亚苏的母亲张德媛，也一直积极支持革命，帮新四军做事。“抗战结束后，新四军北上。新四军有个高级将领的爱人要生孩子，就把产妇送到我们家来了，我当时很小，在门口站岗。产妇在后面的屋子里，生了双胞胎。当时国民党就要来了，情况非常紧急，我妈妈还是给她做饭吃，为她忙前忙后。可惜，那对双胞胎夭折了，生了孩子第二天，她就被接走了。”

  我的故事

  【17岁参加抗美援朝，哭了两小时，只为留在朝鲜前线】

  1949年渡江战役前，丁亚苏参加了解放军。1950年，17岁的丁亚苏跟随二十七军80师入朝，参加抗美援朝，身份是卫生兵。

  谈起朝鲜战场的经历，她比回忆起丁氏家族的往事更为激动，特别是提到那些牺牲的战友，老人忍不住就潸然泪下。

  “当时，有个团要前进，有八九百名伤员，没人护理，于是就把我们11个人组织起来，接收了这些伤员。1950年12月28日，开始给伤病员换药，1951年元旦早晨，我们刚给大家检查完病情，我们领导就讲，中国人有个规矩，过年要拜年，我们在前线也要拜年。听了领导的讲话，我们就从战场上捡来降落伞，红的、白的，黄的，撕成条。穿上棉袄，套上白衬衫，把彩条绑在身上，扭秧歌，给伤病员拜年。一边扭，一边哭。扭完秧歌后，伤病员把他们的土豆省给我们吃，我们哪能吃啊，又给他们吃。”

  在护理这些与大部队分开的伤员3个月之后，1951年3月，丁亚苏她们和部队联系上了，回到大部队。只有17岁的她，干什么都浑身是劲，“哪怕生病了，体温烧到39度，受到革命乐观主义的教育，想着要发扬白求恩精神，我绝对不会下火线。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时，我们有个部队被敌人袭击了，情况非常紧急，师部下命令，让一些小同志和体弱的同志先回国。我也在这个名单里，我不愿意，就坐在那儿哭啊，哭了两小时，后来师长答应让我留在朝鲜。再后来，我立了功，还入了党。”

  1953年，丁亚苏跟随部队回国，去了护校。后来在部队医院工作。1958年，她立了一等功，还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对于立功的事，她很少跟孩子们讲，“没什么好讲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只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个。我们那时在朝鲜，有一次，一个同事先转移到一个地方。我们到了以后，找不到她。原来她被炮弹炸了，身体都找不到了，突然有人发现，在树上有她的一只脚，后来就把这只脚拿下来，埋掉了。至今，她的遗体还在异国他乡。想到这些，想到牺牲的战友，我就觉得特别难受和伤心，我就觉得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后来，丁亚苏又进入第二军医大学学习，毕业后，1969年，她来到南京。1988年，丁亚苏离休，被返聘十年。彻底离开工作岗位后，她开始学画画。在她家的墙上，挂着一幅苍劲有力的“寿比南山”横幅，丁亚苏说，这是她送给老伴的八十岁生日礼物。

  我们丁家后人

  【签名出售丁汝昌传记的第五代孙】

  山东威海刘公岛，是丁家人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今年30岁的丁后权，是丁汝昌第六代孙。他2008年就来威海了，后来在威海成了家，妻子是威海人。如今，他的妻子在定远舰上销售旅游品，他则从事房地产工作。这个和丁汝昌相貌有几分相似的丁家后人，是丁家第六代中最年长的男丁，他告诉记者，从他记事开始，每年大年三十那天，在安徽老家的丁家后人都会到丁汝昌的坟上祭拜。每年清明，分布各地的丁家后人也都会赶到丁汝昌的坟前祭拜。

  在刘公岛的北洋海军提督署大门口，记者见到了丁后权的父亲——丁汝昌的第五代玄孙丁小龙（又名丁孝龙），他正在一个书摊前为游客签名售书，书的内容是丁汝昌的传记。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记者还见到了丁小龙的弟弟丁小明（又名丁孝明），他也在销售丁汝昌的传记。

  据介绍，丁小龙和弟弟丁小明是丁汝昌大儿子丁代龄的后人，原本在安徽老家务农。威海有位研究甲午战争的学者到丁汝昌老家去寻访时，提出让他们到威海来售书，帮助更多国人了解北洋水师和甲午战争的历史，他们答应了，来了之后，也很尽心尽力地工作。

  记者提出想采访丁小龙和丁小明，不过说着一口安徽方言的他们都腼腆地拒绝了，兄弟俩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自己没读过书，说的又是方言，怕记者听不懂，也怕自己说错，使祖先蒙羞。

  在寻找丁亚苏的过程中，记者意外获悉，丁亚苏的外甥赵怀民，在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宣传工作。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顺利联系上了丁亚苏。

  赵怀民的母亲丁亚芳，是丁亚苏的三姐，她多年前已经去世，但赵怀民对母亲的家族史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对于一些书上提到的丁汝昌“先降后自尽”一说，赵怀民非常痛恨，在访问了多位学者，并做了大量调查后，他对这种说法做了批驳。

  “根据大量的资料，我们认为，丁汝昌当时是抱定了宁死不降的决心。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写了一封信给丁汝昌，劝他投降，丁汝昌派人将信送给李鸿章，表明自己死战的决心。那封所谓的投降书，是牛昶昞和洋舰员一起，模仿了丁汝昌的签名。投降书上是先盖章，后签字，一看就是造假的。”

  赵怀民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研究甲午战争的学者戚其章就在威海做过调查，“他走访了多位亲身参加过甲午海战的官兵，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官兵们对丁汝昌都给予高度的正面评价。”

  赵怀民曾经也是位军人。他告诉记者，他加入了一个微信群，群里都是甲午战争将士的后人，他们之间经常聊，关系很好。

  记者手记

  从南京到威海，再从威海到南京，在这次寻访丁汝昌后人的过程中，在与他们的交谈中，记者感觉到，丁家后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低调、乐观、朴实。

  丁亚苏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和一等功获得者，但她很少向周围的人讲述曾经的辉煌。在谈到家族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贡献时，她总是赞扬哥哥、姐姐、父亲、伯伯，以及其他的亲戚。她讲述的每个细节，她都会再次跟记者一一确认，生怕会有误会。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谈起当年丁家捐献的那副丁汝昌盔甲时，用了这样的话语“您母亲捐献的那副盔甲”，她立刻瞪圆眼睛纠正，“不是我妈妈一人捐献的，是和我的伯伯、叔叔他们一起捐献的。”

  而当外甥赵怀民提起，她曾热心地为留在安徽老家的亲戚提供帮助时，她也瞪圆了眼睛，“说这些干什么？这都是应该的。”

  史书记载中的丁汝昌，脾性敦厚、为人忠诚，北洋舰队洋员马格禄在给李鸿章的电文中，也曾评价丁汝昌“忠勇成性”。120年来，丁家的这种基因，始终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