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绍俊

  张艺谋的电影《归来》是从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改编过来的。随着《归来》的热映，不少人再一次拿起了书，一些人还愿意将电影和小说加以对比来评价张艺谋的得失。

  张艺谋说他拍《归来》采用了留白的手段，电影的留白，其实是留下了很多的思想空白，这应到电影的原作小说中寻找。

  严歌苓是一位海外华裔作家，但她的小说基本上是写中国经验。她写中国经验，叙述方式不一样，这应该与她的海外经历有关系。海外的经历也是一次文化碰撞的经历，当她再回过头来处理自己的中国经验时，就有了不一样的视角。我以为，严歌苓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接受到了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她以这种思维模式去处理中国经验时，就是一种全新的叙述。

  严歌苓的不少作品都是在重写中国革命历史，如《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严歌苓基本上是以西方的价值系统来重新组织中国红色资源的叙述，从而也开拓了红色资源的阐释空间。但她却不是纯粹以他者的目光，她的叙述里面有着中国情结。中国当代文学自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被认为进入了“后革命时代”。但是，在一个由革命营造起来的语境里要完全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红色资源在中国当代文学叙述中几乎形成了一种套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很难超越。严歌苓的变化则在于她跳出了这种套路，在思维方式上带来的新视角就仿佛正针对着中国内地作家的困惑，恰逢其时地满足了人的内心期待。

  《陆犯焉识》在系列的红色资源书写中，显得格外的重要。因这是一部反思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小说。知识分子写作是新世纪以来兴起的一个写作潮流。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分类，它的状况可以折射出当代作家的精神状况。20世纪初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诞生以来，始终没有解决好一个独立性的问题。在向20世纪90年代过渡的政治环境和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的共同作用下，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问题凸显出来。知识分子写作也就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的重要趋势。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确立，迫切需要找到自己发言的机会，并要说出知识分子自己的话来。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就会发现，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是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核心。严歌苓抓住了这个核心，这就是写一个始终追求革命却又被革命抛弃的知识分子形象。严歌苓的出身就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家庭，陆焉识就是她以自己的爷爷为原型的，这就使得她对主人公的理解更有个人化的洞见。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严歌苓只是以文学的眼光去表现知识分子的人性和精神。她选取了爱情作为切入点。爱情在这部小说里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本义。从本义上说，小说写了陆焉识对冯婉喻的始终不渝的爱情，聪明的张艺谋便把这一爱情故事从历史命运中抽离出来，结构起他的电影。这种抽离使张艺谋避免了很多电影上的难题，但最大的损失就是使得小说中丰富的象征意义得不到充分的展现。陆焉识一直在追求精神的自由和独立，他的这种意志越强烈，自己的生存空间就越逼仄，直到他的身体被囚禁起来。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真实写照。最无情的地方在于，生活将陆焉识的理想一点点击碎，最后他唯一能够坚守的就是他对冯婉喻的爱情。然而当他千辛万苦回到冯婉喻身边时，冯婉喻却失忆了。这也是这部小说最耐人寻味的反讽性。

  无论如何，由电影《归来》引发的对小说《陆犯焉识》的再一次阅读和讨论，应该会很有意思，“归来”的终点是文学，而且我们会发现，文学虽然处于守候的边缘，却蕴含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