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是鼓楼区一位百岁老人却过得辛酸，儿子还算孝顺，可是女儿这么多年来不肯履行赡养的义务，老人只能一遍遍打官司。她从1983年70岁开始，先后打了四场官司，一直到2011年她快100岁时才有了满意的结果；但尽管有了判决书，可是履行起来依旧磕磕绊绊，女儿后来干脆不给赡养费了。没办法，老人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通讯员 黄涛 实习生 陶园

  现代快报记者 马薇薇

  老人独居30年，如今生活不能自理

  秦老太太（化姓）今年101岁，丈夫早年去世，膝下有两儿一女，长子84岁，最小的女儿也已年近八十。秦老太太没有养老金和医保，生活开支全靠子女分担。早年她住在儿女家帮忙带孩子，后来因为一些家庭矛盾，老人负气从女儿家搬出，住到了儿子单位分配的小房子里。

  这个小房子在一栋破旧的筒子楼里，楼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一条长长的走廊，被两排单间紧紧夹着，照不见光，也透不过气来。秦老太太住在筒子楼的二楼，只有一间房，大约20平方米，门窗已经很破旧，墙是石灰墙，还有满屋的旧家具。老人独居在这里将近三十年了。

  如今，老人早已不能自己走路，吃住全都在床上，两个儿子一人半个月地轮流照顾她。因为住得不远，每天做好饭菜就送过来，再帮着老人洗洗弄弄。天热了，老人要洗澡，两个儿子备了一个大木盆，让她坐着，亲手为她洗。

  “我想女儿，但她不想我，有好几年没来了。”秦老太太叹息。

  为向女儿要赡养费，官司打到近百岁

  秦老太太与女儿的关系确实很紧张。为生活费的事情，从1983年开始，先后与儿女打了四场官司，说起来是告儿女，实际上主要是冲着女儿来的。

  1996年时，法院判三个子女每人每月支付100元生活费。就这100元，女儿宁愿送到社区代转，也不愿见到老人。十几年来，物价上涨了不少。到了2011年，只有女儿还坚持每月给100元，而两个儿子在日常照料中贴补了很多。

  2011年，在法院协调下，兄妹三人约定将秦老太太安顿到社区敬老院，每月1500元的费用由三人分担。但是之后老人又不愿住敬老院了，原先女儿同意出500元，是因为有敬老院的床位费和护理费，不去敬老院就花不了这么多钱，因此，女儿还是坚持每月100元，两个儿子每人每个月实际负担300元左右。

  2013年初，秦老太太满百岁，开始享受每月600元的“百岁老人补贴”。后来，由于大儿子摔坏了腿，兄弟俩只好请钟点工照顾老人，这样一来又多出了一大笔费用，他们算了算，除去钟点工的费用外，每月还需要1200元。兄弟俩说，请钟点工的第一个月，他们俩每人出了1000元，妹妹出了900元，但是之后，她却不愿再出钱。

  101岁老人成南京最高龄“申请人”

  几年来，兄妹之间为了母亲的事情，已经是心存隔阂，几乎不往来。“打电话从来就是不接，见面就是吵架”。“请社区出面，妹妹还是不接电话”。无奈之下，兄弟俩来到鼓楼法律援助中心，请求为母亲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因为秦老太太有2011年的《民事调解书》，所以这次只要申请强制执行即可。在常开余律师的帮助下，101岁的秦老太太向鼓楼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要求对女儿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期间的赡养费共计6000元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法院很快从其女儿的存款中执行到6000元，并存进了秦老太太的存折。

  据了解，101岁的老人算是南京最高龄的申请执行人。

  律师点评

  矛盾再深也要尽赡养义务

  看样子似乎可以结案了。但是，法援律师在想，生活费来源问题长期存在，若今后每个月都靠强制执行来解决，肯定不是一个好办法，因此打算召集秦老太太的三个子女协商。兄弟俩赞同，但是老人的女儿却很不高兴，将上门的法援律师撵出了门。无奈之下，律师约她到援助中心来协商。

  到了约定时间，两个儿子到了，女儿没来，打电话也没人接听。根据律师的建议，兄弟俩同意签订协议，以秦老太太所需的1200元生活费差额做基数，对三人分担的金额做了重新划分，依次为450元、350元、400元（女儿），固定支付日，直接支付到老人的存折账户。今后如有人没有按照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支付，则由老人以2011年《民事调解书》为依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于老人的女儿没有到场签字，兄弟俩请律师帮助寄一份协议给妹妹。

  事情虽说是解决了，可是援助律师常开余却感到痛心，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因为母女矛盾、兄妹矛盾一直得不到很好的照顾，还要为了生活费与子女上法庭。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义务，该义务包括金钱的、物质的、事务的帮助，也包括看望、关心等精神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