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清王朝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在近代中国走向开放的变革过程中，始终是有外籍顾问伴随在当政者左右并参与其政的，他们成为这段风云变幻历史的见证人。

  马克斯·鲍尔(Max Bauer)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最早受聘于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不仅为南京国民政府组建了首批德国顾问团，还就中国的政治外交、军队整编、经济发展规划、宪法制定和财政改革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蒋介石甚至公开赞誉鲍尔是他“唯一的欧洲朋友”。

  招聘

  德军名将鲁登道夫推荐了鲍尔

  蒋介石对鲍尔很满意

  当时，德国国内的情况也非常糟糕。德国人民所面临的是战后百孔千疮的社会经济、巨额的战争赔款负担与大多数人的失业威胁，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在这当中，一向为德国社会所尊宠的特权阶层——职业军人，特别是军官们的日子也十分难过。这给退伍军官来华创造了机会与可能。在塞克特、佛采尔等拒绝来华之后，鲍尔便成为受聘的最佳人选。

  马克斯·鲍尔，1869年出生在德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成年后投身于军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德军参谋本部作战处任少校参谋，当时他的顶头上司、上校处长便是后来的德军名将鲁登道夫。鲍尔所擅长的是重炮设计专业，并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创新，曾自己设计过新型重炮，为此荣获柏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1916年8月，鲁登道夫升任德军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鲍尔也随之得以提拔，晋升上校。

  德国战败投降后，鲍尔军旅仕途随其退役而中断，他像千万退役军人一样，心中充满不满与愤闷，投入“卡普暴动”。暴动失败后，他遭到通缉，逃往国外，先后在匈牙利、奥地利担任外籍军事顾问。

  1927年3月，广东政府的使者经鲁登道夫的推荐，找到鲍尔，向他征询广东发展军事及工业计划意见并聘请其来华，鲍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立即着手研究中国军队现状。8月，他通过留学柏林的朱谦（朱家骅侄）寄来了他的《现代军队组织建议书》，提出了整理中国军队的建议。朱家骅与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审阅该文后，觉得十分重要，便一同去找留守广东的李济深商量，建议立即聘请鲍尔来华任国民革命军顾问，李表示同意，并提议鲍尔月薪为1000元。当时蒋介石已率领北伐军打到南京，并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戴季陶将有关鲍尔的情况转告了蒋介石，蒋对鲍尔很满意，命令朱家骅立即请他来华上任。

  薪金

  鲍尔每月工资1400元

  还有免费提供的食宿、汽车及司机

  1927年10月8日，鲍尔登上“德绍”号货轮离德赴华。11月16日踏上广州码头。12月22日抵达上海。在李济深、朱家骅的陪同下，前往蒋介石寓所拜会。

  蒋介石此时刚从日本访问归来，对鲍尔之来华，盼望已久，他热烈地紧握鲍尔的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在朱家骅翻译帮助之下，鲍尔与蒋介石就政治、军事、文化及国际关系等多方内容进行了一周左右的会谈，他还建议蒋介石对出版、广播、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实行统制，主张按公司模式调整经济结构，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特别对军队的复员与重组等。

  蒋介石信服鲍尔的才干，他认为鲍尔能使德国工业及军事巨头在巩固南京国民政府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因此公开赞誉鲍尔是他“唯一的欧洲朋友”。

  1928年11月，经过中德双方反复协商，组建了德国赴华顾问团，鲍尔成为第一任德国顾问团负责人。

  德国顾问团的在华使命由此拉开序幕。

  第一任德国赴华顾问团共有团员25人，其中10人是军事训练教官，6人是军械与物资补给专家，4人是民政警事顾问。

  鲍尔给顾问团规定的总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的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

  南京国民政府对德国顾问团的到来给予了热烈欢迎。蒋介石命令政府各机关尽力配合顾问团的工作，并给予各顾问优厚待遇。鲍尔总顾问除由中方免费提供食宿、汽车及司机外，每月发给薪金1400元，合3920马克，而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德国地质学权威月薪不过600元。为解决译员不足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曾公开登报招聘50名德文翻译分配给顾问团使用。

  据说“鲍尔上校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接待甚为满意”。

  工作

  拒绝德国政府的“回国”建议

  每周五晚在三元巷给军官讲演

  鲍尔与蒋交往甚密，引起了德国驻华公使馆一些人士的注意。英法等国舆论指责鲍尔来华是为了帮助蒋介石重建军队，此举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德国政府暗中派人在华找到鲍尔，劝说其解散顾问团。

  鲍尔干脆回答说他们来华服务是为了个人职业与薪俸收入，如德国政府不能答应给予他们同等的职位待遇，就不要再劝他们回国，他们不予考虑。

  鲍尔每周五晚都在蒋介石主持下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内为中方高级军官进行一次讲演，这是他来华的重要工作之一。讲课内容包括军事工业、新式武器及化学战等，共进行了20余次，听他讲课的，除蒋介石外，还包括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以及各军事机关院校和一些部队的高级军官。

  鲍尔在讲课及所提报告建议中，主张对中国现有军队进行整编，减少编制裁减冗员，按照德国方式训练出一支新的少而精的中央军部队。在他的倡议下，蒋介石批准成立了一支由德国顾问直接训练的教导队（包括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乘马步兵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工兵队和一个通信队，另外还有军官研究班和译述训练班），作为新式整军的榜样。

  蒋介石对于鲍尔的整军建议非常赞同，1929年1月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成立之后，他便让鲍尔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负责参予拟定编遣办法草案。当时全国军队约有260万人，分属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各派系，鲍尔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起草《军队编遣方案》，要将全军压缩为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共80万人，全部指挥权归属南京中央政府。

  阎、冯、李等诸派对于这项损己利蒋的方案当然不能赞同，斗争结果，迫使鲍尔的方案归于流产。

  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白崇禧率部反蒋，身为蒋氏总顾问的鲍尔亲赴武汉，参与军机，指挥蒋军反击桂系，4月间在战场前线恶劣环境下，鲍尔原本虚弱的身体又不幸染上天花，病倒军中。南京国民政府急忙将其送往上海抢救，终因医治无效，于1929年5月6日在上海病死。

  遗嘱

  希望中国建立强大空军

  请求蒋介石照顾其家属

  鲍尔在临终前，自知康复无望，曾口授遗嘱，由航空顾问佛克斯中校笔录。

  在遗嘱中，鲍尔对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爱护关心表示感谢，他希望中国继续与德国顾问团合作，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他推荐克里拜尔接替他的总顾问职务，并请求蒋介石照顾他的家属。蒋介石全部答应了鲍尔的要求，并把鲍尔之子恩斯特·鲍尔（Ernst Bauer，时任中国驻柏林公使馆联络官）招来委为随身顾问，待之如义子，直到1938年德国顾问团回国为止。

  蒋介石对鲍尔的病逝十分悲痛惋惜，“表示从此会使他感到很孤独”。鲍尔来华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组建了德国顾问团，创建了顾问团工作模式，制定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一个方面的基础，为恢复发展中德关系作出了贡献。他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深为蒋介石所器重，成为蒋“特别重视和敬重的名将之一”，由此成为近代中德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马振犊 戚如高

  《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

  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之源起

  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之源起，实缘于南京国民政府对苏联绝交前后，为填补苏联军事顾问被逐所遗空缺而开始。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在列强各国之中单单选定德国人呢？原因有三：

  第一是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对于日耳曼民族精神之敬仰，对德国重整军备成果之欣赏，以及对于中德平等友好相处之企望。

  第二是在蒋身边工作的一批亲德官员如朱家骅、李鼐等人的极力推崇。

  第三是因为德国当时在世界上所处的独特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沦为战败国，被迫放弃了它的一切殖民利益，在国际上被逐出列强行列，已沦落为与中国同等的国际地位。然而德国却具有复兴的基础与实力，并且正向着重新崛起的目标迅速发展。在中外关系上，它是唯一可以给予中国实际帮助而又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中国交往的“平等伙伴”。

  而聘用德国顾问，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又可免去在列强之间“摆不平”的麻烦，是为蒋介石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