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提要：整改牌匾不是目的，实实在在地给社区减去行政任务之“负”才是目的。如果牌匾撤下去，任务仍未减，社区工作人员还是疲于奔命，那就失去了整改牌匾的意义。

  现代快报首席评论员 伍里川

  近来，“社区牌匾乱象”再受关注。浙江浦江县一村委会被曝门口挂27块牌匾，湖北襄阳一社区更是创下一项新纪录，因为该社区挂了163块牌匾。

  之所以说“再受关注”，是因为“牌匾乱象”问题由来已久，虽受过关注但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27块牌匾、163块牌匾只是牌匾“森林”的缩影。这些牌匾，受到行政力量的指引，被置于社区这一自治机构里。社区并非一级行政机构，但是却被“下沉”了太多行政性任务，牌匾不过是行政任务的象征。看起来“不搭噶”，但又“存在即合理”，久而久之就成为一道风景线。

  整改牌匾得看是否下决心。现在，挂27块牌匾的，目前已整改为3块，挂163块牌匾的，更是一举精简到31块。

  精简牌匾的幅度惊人，也说明相当多的牌匾当初根本没必要挂上去。这种形式主义带来的巨大浪费，显示了社区减负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绝大多数牌匾的“源头”都是各个政府部门。挂牌当然有虚头巴脑的一面：牌在，部门人没在。但总体上，牌匾越多，事务越多，人越忙。社区工作人员对上级部门交代的事情都得干，负担很重。

  浙江浦江县委书记施振强就承认，匾牌过多过滥问题的背后，是形式主义在作怪，无形中把许多本不该由基层来做、基层也没有能力做好的任务压给了基层。

  整改牌匾不是目的，实实在在地给社区减去行政任务之“负”才是目的。如果牌匾撤下去，任务仍未减，社区人员还是疲于奔命，那就失去了整改牌匾的意义。

  整改牌匾易，真正减负难。怕就怕一阵风吹过，风景又回。回溯10年来整改牌匾的历史，摘下又挂上、合并又分开，经常交织出现。问题在于，整改牌匾与社区减负往往成为两张“皮”，牌子一撤了之，但“负”还在。

  这种情形的出现，源于“减负”无章法，为撤牌而撤牌反而成为一种新的形式主义。

  社区减负唯有制度化，并在评比和评价机制上大力改革，才能突破前述困局。

  南京经验值得一提。2013年10月，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细则，推行“‘四位一体’社区减负增效治理改革”。其中，“五减”即取消25项工作任务、41类评比、41个机构、72项台账，整合20条社区网络，力度颇大。而“一考核”即出台全市社区(村)考核标准，最大限度为社区减负增效。

  2014年2月，武汉也出台9项社区减负规定，并将于今年6月出台实施细则。“社区减负”改革在地方的试水，作用明显。南京新规施行，意味着为社区减负35%。武汉新政也备受社区人员期待。

  社区减负，说到底约束的是行政力量，改变的是考评的“游戏规则”。考虑到这一点，社区减负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