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河北村，隐没于一片高大的广告牌后面。村里的大部分建筑已经被夷平了，土地也跟之前绝不一样——地皮下的生土被挖掘机翻了上来，经过太阳暴晒之后，呈现出一种灰白的颜色，干土里面夹杂有刚刚长出的野草，还有碎裂的砖石和此前居民留下的瓷片。

  剩下的几户居民代表的是这个南京市建邺区的最后一个城中村，昔日，数千户来自全国各地的居民杂居于此，把这里视为乐土的同时，也让这里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近几年来，当地的管理者多次发力，想要清除这个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痼疾”，如今凭借青奥会的契机，总算是冲刺到了“收尾阶段”；一幢幢高楼大厦即将在同一片土地上被建造……当地居民在拍手庆幸的时候，也留恋曾经生活在这里的老时光。

  在城市化进程日渐加快的今天，中国的土地上每天都有像河北村一样的城中村消失，这样的过程中，得到与失去、希望与遗憾交织缠绵，从来都分不清楚。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文 施向辉/摄

  只是落脚地，只是歇脚地

  廉价的住所，郊区无法提供的便利交通，平等无歧视的目光，一个适应城市节奏的“学校”。对于某些人来说，河北村曾是乐土。

  即便是当上了产品经理，在南京买下了一处小房子，每天能够吃得更精致些，但在河北村拆迁之前，张子武还是会经常回来看看。

  “习惯了，我在这里呆了3年。来南京最初的3年。”张子武说。

  这个来自河南的年轻人是2007年来到南京的，来之前，他在网上查了半天，最终决定落脚在河北村。“其实最大的原因是这里便宜。”张子武说，他当时租住了一个临街的房间，每个月150元，房子大概只有几平米大，放上一张床之后，什么都放不下了，“进门就得脱鞋，在床上站着就能磕到脑袋。”

  当时“蜗居”的概念刚刚被提出，还没有现在这么流行，年轻人张子武没有悲观，反而对于自己的选择十分庆幸，因为他发现，除了低廉的房租，河北村还给他更多惊喜。

  “首先是交通特别方便，当时的河西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河北村就挨着应天大街，我上班的地方在乐山路，每天骑个自行车就行了。”张子武说，就像很多暂居于城中村的年轻人一样，他早上被街上卖菜的吆喝声吵醒，在门外的水龙头上洗漱，借着屋里昏黄灰暗的灯光穿上西装革履，却踏着一辆从黑市上花30元买回的破旧自行车出门。

  一天的努力和拼搏之后，张子武又回来了。

  当时，他最喜欢的地方是位于村口的一处小饭馆，10块钱从饭馆门口的“六合大叔”处买一份猪头肉，进饭馆里点一份河南烩面打包，趁着老板不注意，用桌上的醋和辣椒把猪头肉拌一下，再花一块五，就能买一瓶最便宜的啤酒。“当然是要冰的，夏天的时候，住的房子可没有空调，冰啤酒可是保证睡眠的好东西。”如今张子武依然能想起那段旧时光。

  不过，对于像张子武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河北村只是一个初来南京的落脚地，只是一处尚未完全融入城市的歇脚地，却绝非可以定居的长居地。

  “这里的环境当然是不能说的，自来水说不定哪天就停，电也时有时无，有时，家里的锁被撬了，还好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在河北村居住了3年之后，小有积蓄的张子武决定离开。

  “你想象不到我这几年攒了多少钱，我的工资一开始才2000多，后来才涨了些，我又去摆地摊，打零工，这3年我攒了十万。”张子武说，能完成这段原始积累，除了城中村低廉的物价，还得益于这个破旧村庄给予的压力。

  “村子旁边就是高楼大厦，我却只能缩在这样的‘狗窝’里，我当然不甘心，谁愿意一辈子这样呢？”张子武说，他觉得，这是压力，也是城中村里独有的“向上的力量”。

  出于感激，2013年河北村在刚刚开始拆迁工作的同时，张子武又回来了一次。当时，他居住过的小屋已经拆了，村口的小饭馆也已经换了老板，村里依然是操着外地口音的年轻人居多，从他们的脸上，张子武能看到当年的自己。

  最后的卖煤人，消失的煤球厂

  如今的亚永勤已经离开了河北村，他的那个小煤球厂也关闭了。

  他是在去年冬天做出的这个决定。当时，他已经在南京奋斗了8年，却发现自己跟梦想渐行渐远。

  2005年，25岁的亚永勤来到南京，先在别人手下打工，后来又在所街的一个临街小院经营起蜂窝煤。“挣的钱，差不多只能抵房租。”当时的亚永勤也常抱怨，“南京，居不易。”

  幸运的是，那几年的蜂窝煤生意还不错，年轻的夫妻俩在短短几年间置办了货车和机器，生下一双儿女。志满意得的他们甚至还种植了一个“小梦想”——“在南京安个家吧，让孩子做南京人。”

  但这个比家乡小城大太多的城市，却很快又打乱了他们的脚步。

  南京城区烧煤取暖做饭的人越来越少，所街所处的地段租金也越来越高，亚永勤不得不把煤场搬到了更远离市中心的河北村。在这个城中村租下煤场旁边的半间小屋后，亚永勤甚至没敢继续让一双儿女留在身边——如今，已经到了学龄的孩子依然没能读到南京的小学，他们沿着父辈的路，在家乡条件简陋的教室里读书。

  最终，这对小夫妻还是跟自己的梦想决裂了——河北村的拆迁，必须让他们离开。

  昔日的河北村中，像亚永勤这样的外来者不在少数，他们试图融入城市，却发现十分困难，城市梦碎后，他们发现河北村只是一处暂时的乐土而已。

  温暖汇聚于此

  在整个村子行将不复存在的时候，还是会有人说起当年坐落于村中的“童馨幼儿园”，在百度中搜索河北村，有关这个幼儿园与其创立者杨芳的新闻报道，是这个城中村为数不多的正面报道。

  侗族女孩杨芳，毕业于湖南一所幼儿师范学院。毕业后，她曾经在湖南当地一所公立幼儿园做幼教。2009年底，来到南京帮朋友做早教项目。

  “有一次我正好逛到了河北村附近，看到

  两三个小孩子在小巷子里玩耍，浑身脏兮兮的。”在之前的一次新闻报道中，杨芳这样说，“这些孩子没人知道什么是幼儿园，那一刻，我决定利用自己在大学里所学的专长，专为这些民工的孩子们办一所幼儿园，让他们也能享受到学前的快乐。”

  2010年下半年，杨芳在河北村租下了三间房屋，每间房租280元。一番简单的改造后，这三间民房就变成了幼儿园。第一次招生，杨芳只招来了3个孩子。

  当时的杨芳一天24小时吃住都在幼儿园里，平时就和孩子们一起睡大通铺。最难熬的冬天里，“半夜总是会被冻醒，然后就是默默地流泪。”

  不过，在河北村拆迁之前，“童馨幼儿园”里已经有了100多位孩子，大多是住在村里的民工子弟，老师也有了十几位。

  急剧膨胀的村庄

  城市管理的痼疾

  在急剧膨胀之前，河北村跟现在相比截然不同。

  “差不多是在2007年左右。”曾在建邺区兴隆街道办事处担任主任十多年蒋宏喜说。在此之前，虽然河北村也是农村，但并非是城管部门眼中的顽疾。

  当时，河西新城处于大发展时期，高楼大厦在昔日的稻田和水网湿地上建起，河北村的周围也是如此，村南边的应天高架将村子与南侧的城市隔开，村东侧也建起了玻璃幕墙的商场与写字楼。

  可河北村还是河北村。

  村民的耕地大多被征走，村庄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纳入开发范围。相反，由于城市的发展，居住于祖屋的村民却发现生活成本正在日渐上涨。

  这时候，因为城市的发展，大量的外地人来到建邺区，房价低廉却交通便利的河北村成了他们选择落脚地的首选。

  “最多的时候，差不多住了几千户人家，主要是外地人，本地居民原本就只有几百户，有条件的，又都暂时搬出去了。”蒋宏喜说。

  从河北村的发展史上，差不多能看到中国城中村的发展规律：城市发展，城中村吸引了外来者，外来者在此居住时难免搭盖违建，城中村逐渐成为脏乱差的代表。

  这种违建并不只来自暂居于此的外地人，本地居民也曾经为了多收取租金在原有的祖屋上进行搭建，而且，也确实有生活困难的居民因为几代同堂，而不得不搭违建。最初的时候，这种违建并不为管理者所注意，在长久的印象里，这里只是村庄，并不等同于城市。

  2007年，附近要建“科技园”，河北村即将拆迁的消息，更是让当地建造违建的状态陷入疯狂。

  蒋宏喜跟记者说起当时违建的剧烈程度，“一晚上就能盖起一个小楼，没有地基，水泥也很少，像搭积木一样。”

  愈演愈烈的违建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河北村的负面报道不绝于耳，媒体从这个城中村中，先是发现了违建，后来，又找到了泔水猪的养殖基地，收售黑自行车的窝点……

  河北村，就跟中国大多数城中村给人的固有印象一样，一度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

  困难重重的拆迁史

  总算是到了尾声

  有关河北村的负面新闻不绝于耳，这让城市管理者苦恼，搜索新闻报道，会发现村庄与城管的斗争已经持续了数年。

  “2007年2月10日，兴隆街道城管中队倾巢而出，10个人去河北村，10个人去河南村，每天值班到夜里12点。可是一过12点，居民就开始动手搭违建。执法人手显然不够，6名部队转业干部刚分到兴隆街道，就先被拉到了村里昼夜巡逻。”

  “2012年10月10日，南京市建邺区河北村下圩沟泵站北侧有一段约百米路段成了‘断头路’。然而就是这百米路段有一堆建筑垃圾，垃圾堆放处场面十分“壮观”，此路段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将这些垃圾清运走。”

  因为地处鼓楼区和建邺区交界处，河北村的管理一直困难，经常是城管部门上门拆违之后，新的违建又出现。这个城中村成了城市管理者眼中的痼疾。

  这一状况直到2013年春天才有改变。

  2013年4月30日开始，“河北村800亩项目”拆迁工作开始，建邺区的最后一个城中村迎来了自己的最后时光。

  昨天，现代快报记者再次来到河北村时，发现经过一年多的拆迁，整个村庄只剩下最后几幢孤零零的房屋，其他的大部分建筑已经被夷平了，大量的土地被围进了砖石水泥围挡。

  “村民还剩3户没有搬走，城市户口的居民还有29户，大部分是因为拆迁补偿问题没有谈拢。”在拆迁现场的建邺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徐新说。根据南京市委市政府公布的《关于在全市开展“大干一百天环境大扫除”环境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包括河北村在内的28个区域，必须在今年6月底之前完成动迁。

  “越是尾声，越是困难，但我们有信心。”徐新说。

  “这里确实住不得了”

  但能否将村庄记在纸上

  在河北村尚且保留的建筑物中，有一栋建筑颇为显眼。

  青砖垒墙，黑瓦覆顶。四周的墙体整个合围起来，留出的门户比现在的要小些，走到近处，能依稀看到雕花的窗棂和横梁。“这是民国初年开明士绅王汉洲的故居。”住在河北村附近，曾经参与编纂建邺地方志的老人任宣说。

  任宣说，王汉洲故居用料讲究，工艺合理，结构牢固，雕饰华丽，为清末民初南京民居建筑中的代表作之一。

  而在一本介绍建筑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个建筑，“该建筑群长42米，宽12米，前后四进，由大门、走廊、前厅、中厅、厢房、后楼、后厅所组成，其第三进为楼厅，厅顶呈半月状。后厅隔扇由宽0.6米、高2.95米的木门组成。木门及大厅横梁上均为高浮雕木刻，花卉、人物、鸟兽图纹无不生动形象， 栩栩如生。半月状厅顶的方木框架间均由夹有钢丝网的玻璃覆盖，可观赏上新河及码头。地面由边长0.46米的正方形地砖拼砌而成。”

  任宣说，王汉洲故居因为是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在这次动迁中得以保存，但其他村民的祖屋，却没有这么幸运。

  “虽然大多是不出名的普通人，但其实这些老屋也是有价值的。”现年81岁的任宣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叹了口气。

  根据任宣的介绍，河北村所处的地块，曾经属于古时候的上新河镇，这里从明朝开始，一直是南京地区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从江西、湖北的江面上放下木排，在这里截住，靠着人拉马拽，送进南京城。”任宣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京的建筑都跟上新河镇有关。

  这样的盛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后，当木材不再是建筑的主要材料时，因为木材生意兴起的村镇也陷入衰败。有人搬走了，有人留下来，成了在田间插秧的农民。

  之前保留下的祖屋因为岁月衰败不堪，有关村庄的历史，也只存留在当地老人的头脑中。

  “这里确实住不得了，应该拆迁改善，但应该有人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任宣说，他希望，有人能够收集这些村庄的历史，将它们记录在纸上。

  河北村概况

  河北村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扬子江大道附近，是南京市区西南部的村庄之一。全村总人口约2000人。

  根据南京市要求， 包括河北村在内的28个区域必须在今年6月底之前完成动迁。如今，河北村拆迁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只剩几幢房屋孤零零地伫立其中，这些孤单的建筑物是之前留下的文物，以及因为种种原因尚未搬走的少数居民。

  对话

  为保障青奥会

  提前一年完成城中村改造

  建邺区副区长宗仁：

  为保障青奥会

  提前一年完成城中村改造

  现代快报：河北村是不是建邺区的最后一个城中村？

  宗仁：目前来说，还有5个危旧房改造项目处于扫尾阶段，河北村800亩项目，确实是建邺区规模较大的最后一个城中村。

  现代快报：那是不是可以说，建邺区即将完全城市化？这是在计划之内吗？

  宗仁：按照南京市部署，建邺区原计划在2015年实现这个目标，但为了给青奥会提供更好的城市环境，我们提前启动城中村改造项目，有望于今年年内提前一年完成。

  现代快报：在之前的统计数据中，2007年时建邺区一共有17个城中村，但目前只剩下河北村一个，而且，也已经快要动迁完成，建邺区为何能够有如此快的速度，能否介绍下相关的经验？

  宗仁：能够这么快完成，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拆迁模式，首先，在拆迁工作开始之前，要进行非常详细的调查，然后再根据调查结果，制定相应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并且始终坚持公开透明；第二，在执行拆迁任务中，建邺区抽调了机关干部中的精兵强将，他们善于协调沟通，能更好地为拆迁户做好政策宣传和服务工作，而不是请什么社会上的拆迁公司，一切工作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在做；第三，拆迁的过程中，每天晚上都要碰头开会，研究拆迁过程中老百姓的搬迁及过渡的具体困难及解决途径；第四，拆迁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走法律程序，严格依法拆迁；最后，坚持把被拆迁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在拆迁安置过程当中，充分考虑各类人群的合理需求，提供区内多处安置房源，并且尽可能提供较多的现房、二手房源供群众挑选，希望能够将老百姓安置到位。

  现代快报：当初，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也曾经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就有一些诸如保洁人员等低收入人群租住城中村的房子，但他们是没有拆迁补偿的，建邺区有没有相关举措，能够保证他们的居住？

  宗仁：对于从事市政养护、环卫保洁等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困难问题，目前建邺区正在探索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