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物流商人，一个小巴司机，两个保加利亚人正把他们的村子一点点地“搬迁”到德国汉堡。除了不多的老人和小孩，整个的村子几乎被他们掏空了。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两个“搬运工”

  一个周日的晚上，埃尔汗·库特开着他的蓝色宝马车行驶在空荡荡的乡间公路上。雾很浓，能见度很低，但他一门心思要回到他家所在的那个保加利亚村庄——斯利沃波尔村。

  库特驾车经过一个废弃的火车站和一个破败的牲畜围场，接着就看见了斯利沃波尔村口的房子，32年前，他就出生在那里。如今房子已经废弃，隔壁他经常光顾的酒吧也已歇业。再往下走是一个杂货店，村民们经常在这里赊账购买食物。理发店仍在营业，因为它的储藏室里有西联汇款公司的一个柜台。“如果没有从德国威廉斯堡寄回来的汇款，这里的人们就会饿死。”库特说。

  库特指的是少数留在村里的居民。青壮年都已离开，到德国柏林、爱尔福特以及汉堡等大城市讨生活，留在村里的是他们年迈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库特也早就离开了斯利沃波尔到德国谋生。

  但他经常回村，他成了一个“搬运工”，只不过他搬运的不是家具，而是人。他帮助那些想离开的村民到德国去，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如果他们足够幸运，他们可以跟随库特到威廉斯堡去，威廉斯堡是汉堡港口区的一个蓝领街区，那里是库特的地盘，他开了一家物流公司，专门向德国企业提供短工。

  库特基本上每周在德国和保加利亚之间往返一次，路上行程达4000公里。当他返回保加利亚的时候，他的朋友梅科·居尔总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居尔有一辆小巴，可以在从保加利亚返回时帮库特拉新工人。

  库特和居尔从小就认识，他们在同一条街道上长大。起初他们都在保加利亚贩牛，后来一起到希腊摘草莓，如今两人又搭档成了斯利沃波尔村的“清道夫”——他们几乎清空了整个村庄。

  “全球化的奴隶”

  库特从车上下来，走过斯利沃波尔村那狭窄而空荡荡的街道。他指着一所空房子说：“这家人在威廉斯堡。”他指着另一所空房子说：“这家人在威廉斯堡。”他又指着街对面的一所空房子说：“那家人也在威廉斯堡。”除了去威廉斯堡的，有些村民在西班牙种葡萄，有些村民在希腊摘草莓，还有一些村民在丹麦做披萨饼。库特称他们为“全球化的奴隶”。村民们曾经是他的邻居，如今是他的“商品”。

  库特知道德国不需要他们这些人。这些人没受过多少教育、不会说德语或英语，甚至都不是熟练工人。但这些没有阻挡住他们前往德国的脚步。

  东欧国家中有很多像斯利沃波尔这样的村庄。由于这些贫穷的国家成为了欧盟的新成员，没有生计的民众纷纷迁往德国等西欧发达国家，整村迁徙的现象比比皆是。

  库特会在假期回到保加利亚，他的工人们也在那时候从德国回到斯利沃波尔村。他们站在村外的汽车修理厂门口，一边喝着速溶咖啡，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

  “鲜肉”

  如今，汽车修理厂前面停满了挂德国牌照的昂贵的德国车，对于库特来说，这些车就是招揽“鲜肉”的活招牌。

  在斯利沃波尔，谁的运气好一眼就可看出。那些开着德国车、并且将自家房子漆成粉红色或者绿色的村民运气是不差的；那些大摆三天婚宴，并且花上5000欧元请歌手的村民运气也是不差的。运气好就意味着有钱，而要想变得有钱，就得离开村庄。

  库特不断和人们握手交谈，失业的村民请他帮忙找一份工作，然后请居尔在他的小巴上给他们留一个位置。库特的手机响个不停，那是威廉斯堡物流公司打来的电话，公司需要包装工人。

  任何一个失去村民的村庄都有先行者，库特就是斯利沃波尔村的先行者。保加利亚2007年加入欧盟，但在那之前，库特就和他的兄弟以及表兄弟一起非法移民到了德国，现在，他们终于成了合法的欧盟公民。

  一种幻想

  库特指向一幢属于他表弟的房子说：“那里以前只是个窝棚。”现在，那里已经是粉刷一新的三层楼房，每个房间都有阳台，门厅里铺着豹纹地毯，浴室柜里放着德国浴盐，即使在地下室里也可以无线上网。地上铺的是德国复合地板，屋里的橱柜也都来自德国。屋主人的女儿正在学习金融，儿子在种植薄荷，并且正在申请欧盟补助饲养美国蠕虫。置下这些家当的库特表弟在威廉斯堡的一个仓库工作，他的妻子则在汉堡阿尔斯特湖边帮富裕的德国人打扫房屋。

  “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库特大笑着说道。这是他推广的一种新家庭模式——父母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离乡，赚很多的钱，最后带着钱回到家乡，过上幸福而快乐的生活。

  “这是一种幻想。”他的搭档居尔说。居尔知道，那些在西方赚了钱的人，没有谁愿意回来。

  他们走到了村里的许愿树前，许愿树在20世纪初就存在了，村民们决定登上居尔的小巴，跟库特出去闯世界之前，有时会在树前许个愿，这时居尔会在车里耐心地等着他们。

  被掏空的村庄

  居尔22岁时对希腊的摘草莓生活感到了厌倦。为了让他能够开车去希腊讨生活，他的父亲用一头牛

  为他换来了驾照。居尔开车将村民们送到希腊北部的农场，他们就在那里采摘草莓。然后居尔开车回去，带回村民们的要求，再从村里带来更多的劳动力摘草莓。当时保加利亚还不是欧盟成员，居尔开车越过边境的行为是非法的，但他学会了贿赂官员，并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司机之一。

  后来，希腊遭遇财政危机，希腊政府将保加利亚的工人赶回了国，居尔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出路。很快，他遇到了自己以前的朋友库特，找到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

  转眼之间，居尔已经36岁了。如今，他在斯利沃波尔置下3套房子，买了第二辆车并且雇了一个司机，还拥有一匹名为“不列颠尼卡”的赛马。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他的两个儿子则和他的父母一起住在一套面积200平方米的房子中，居尔也在那套房子里保留了一间卧室。

  生意“扩张”到丹麦

  居尔并不希望孩子步自己的后尘。但他16岁的长子已经动了去威廉斯堡的念头，他所有的朋友都已经到了那里。居尔最终决定为他的儿子开一家店，或者送他们上大学。他决心让他们留在保加利亚，为此他拼命存钱。

  除了向库特所在的汉堡运送劳工，居尔还向埃尔福特的汽修店和丹麦的披萨店运送劳工。“威廉斯堡的用工需求已经饱和了。”居尔说。他喜欢丹麦美丽的风光和良好的路况，认为那里有足够的空间留给保加利亚人生存。他说，丹麦客户付账时很大方，他运送每名劳工可以获得200欧元的报酬，有时甚至高达350欧元。保加利亚人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他们的报酬只有1个月700欧元，外加在厨房里有个睡觉的地方，所以他们在丹麦很受欢迎。

  周二上午居尔和库特准备离开斯利沃波尔了，走之前他们最后确认一遍同行的人数。乘居尔的车去德国每个座位的费用是120欧元，回程为80欧元。

  居尔启动了引擎，他们在路上要花费32个小时。在他们抵达威廉斯堡后，库特带着邻居们去了市场广场的一家土耳其快餐店，那是来德国谋生的保加利亚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库特坐在邻居们中间，一边喝茶一边向他们讲述自己刚来德国闯荡时的经历。他曾经在建筑工地上干过，曾经在烤肉店打扫过卫生，还曾为了10欧元的报酬倒空了整栋公寓楼的垃圾。到了晚上，他就睡在汽车的后座上。

  狮子的崛起

  库特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他搬到了一个破旧的地下室里。4个人合住一间，每个床位的月租是150欧元。过了不久，他的生活水平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他以每月600欧元的价格租下了一间公寓。他说：“我像个无头苍蝇一般在社会上到处乱撞，但我并没有打算放弃，我是一头狮子。”

  库特初到德国时24岁，他和妻子一起来到德国，把儿子们留在了村里。他妻子靠帮别人整理袜子每月可以挣得150欧元。

  他自己则在一家仓库干着包装麦片或者在包装箱中分拣瓶子的工作，每天要工作10小时。他说自己是最快的工人，最终被提拔为监管保加利亚工人的主管。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很受工人的尊敬。

  自立门户

  老板们很快发现了他的潜力，认为是时候让他结束雇员生涯了。他们帮他创办了自己的物流公司——埃尔汗物流。他成为了一个分包商，他很喜欢现在这种可以掌控自己命运的感觉。

  想要为库特工作的人首先要能挤上居尔的小巴，有时居尔也让一分钱都没有的人上车，费用从他以后的工资里扣。

  作为唯一能在短时间内向保加利亚人提供工作的人，库特已经在威廉斯堡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库特24小时都可以为新来的保加利亚人提供服务，他认为自己并不需要一间办公室。他认为那样的生活太德国化，并不适合自己。实际上，在德国生活了多年以后，他的德语还是不太熟练。他是保加利亚讲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而在威廉斯堡，到处都是土耳其人开的商店以及在此打工的保加利亚人，他在生活中需要用到德语的地方并不多。

  库特说，如果有一天他拥有很多钱，他希望回村经营一家农场，然后每天坐在那里喝咖啡、喝威士忌、吃烧烤、抽水烟，偶尔还能去打猎。那才是他向往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