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总统，李宗仁当选副总统。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结束后，蒋、李分别偕夫人，分乘两辆专车赶往总统府，接受国民政府各机关首长及文武官员的集体觐贺。11点40分，总统、副总统夫妇及全体觐贺官员在总统府子超楼前合影留念。这张多达191人的合影被称为民国政要在大陆的最后一张“全家福”。但是，这张“全家福”的政要并不全，甚至有几位参加觐贺的高级官员都没“露面”。他们去哪儿了呢？

  陈宁骏（作者为民国史研究学者、江苏文史作家）

  首席大佬吴稚晖

  一直甘心做蒋介石背后的人

  吴稚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就看好蒋介石，自觉地充当起这位“后生”的高级幕僚。每遇到难事，吴稚晖就以“老资格”出面，冲锋陷阵为蒋保驾护航，逐渐被蒋介石奉为国民政府中的“首席大佬”。蒋介石多次要给吴稚晖任高职，均被拒绝。

  在蒋介石的第二次国民政府主席就职典礼合影上，吴稚晖身着短褂，脚穿布鞋与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张伯苓，分坐在蒋介石夫妇右、左两边。在1947年的制宪国大上，80多岁的吴稚晖担任主席团主席。到了1948年的行宪国大，年迈的吴稚晖依然“捧场”，入选主席团。5月20日上午十点在国民大会堂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上，吴稚晖作为监誓人，监誓总统就职仪式。但在仪式结束后，吴稚晖没有随行到总统府，毕竟在政府中没有担任要职，在这个场合坐哪都是个难题。

  为了弥补缺席的“遗憾”，善写篆书的吴稚晖为这张“全家福”题写“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并落款。这几个字足见吴老的书法功力，但字的体积前大后小，可能是其年老体力下降所至。随后，吴稚晖就回上海继续隐居了。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将一批民国大佬冠以“总统府资政”荣誉头衔。在首批公布的13位总统府资政名单中，吴稚晖名列榜首，其他的资政张静江、李石曾、孔祥熙、许崇智等人也未出席“全家福”。

  国大主席团成员张伯苓

  人不在，还是被相中做考试院院长

  1947年8月，张伯苓以高票当选天津“国大代表”。”国大”开幕前期，还有张伯苓陪蒋介石参选总统的传言。张伯苓德高望重，入选行宪国大主席团，在会上支持蒋介石当选总统。但会场上的叫骂、混乱、打斗，使张伯苓深受刺激，开始感觉到国民党的内部危机。会议期间，张伯苓一再表示不要做官。

  1948年5月1日“行宪国大”一结束，张伯苓就飞往上海出席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担任裁判主席。在5日运动会开幕式上，他代表蒋介石宣读“训词”后，不顾年事已高，走下主席台执意要带领运动员绕场一周，幸亏被沈鸿烈劝阻。15日，运动会结束后，劳累的张伯苓回天津，南开校友为他举行返校节，为他补祝73岁寿辰。

  “行宪国大”期间，戴季陶再次请辞考试院。蒋介石嘱天津市长杜建时转张伯苓电报一份，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最初亦有犹豫，但经不住蒋介石的“忽悠”，也或许碍于情面，只好应允。张伯苓与张群于7月同机飞往南京出任考试院院长。不久，时局逆转，张伯苓随即避往重庆南开中学。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74岁的张伯苓留在了大陆。1951年2月，已经回到天津的张伯苓再次中风，发病九天后去世。

  差点做总统的胡适

  揣着一肚子委屈回北平当校长

  1948年1月8日，李宗仁宣布竞选副总统，并建议胡适参加总统竞选。在考虑良久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而推举胡适参加。

  蒋介石为何看中胡适？一方面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借以阻止李宗仁等军人参选副总统，以退为进，借以取得更大的权力。

  3月30日早上，蒋介石约见外交部长王世杰，请王探询胡适的态度，表示如胡同意做总统候选人，自己将任行政院长辅佐。胡适与王世杰是老朋友，听后有些心动。经过一天的考虑，胡适决定接受。

  4月4日上午10时，国民党六届临时中全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蒋介石首先表示不做总统候选人，要推举党外人士，并列出总统候选人须具备的五种条件。虽没说出具体姓名，但显然对号入座的是胡适。大家感到十分突然，许多人表示反对。吴稚晖等人表示支持理解。两派争论，蒋介石有些不耐烦，决定交由次日召开的中常会研究决定。

  4月5日下午，蒋未出席中常会。在一番争论后，会议建议请蒋为候选人，同时提议修宪，给予总统更大权力。蒋介石当天即表态接受推荐。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问胡适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长。胡适断然拒绝，行宪国大结束后，就匆匆赶回北平专心地做校长。

  “全家福”拍摄后的第二天，蒋介石提名张群和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候选人。面对“为什么不提胡适”的质问，蒋介石以“书生不能办事”作为回答。胡适后来也自嘲： “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官的，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那里还能搞政治。”

  军界“二号实权人物”陈诚

  败军之将很知趣地靠边站

  抗战胜利后，陈诚取代何应钦，逐渐成为军界第二号实权人物。8月29日，蒋介石为了挽回不利战局，命陈诚接替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东北大刀阔斧，引起东北国军将领的非议。

  1948年1月，陈诚发起公主屯战役，导致国军新五军被歼。愤怒的蒋介石亲赴沈阳开会，追究战败责任。2月初，陈诚胃出血，飞回南京，随后到上海住院治疗。5月1 日，国大结束之日，陈诚由上海返回南京。

  5月13日，陈诚请辞，其参谋总长即由顾祝同接任。当时国民党内要求惩办陈诚的呼声很高。蒋介石对陈诚的处罚只是表面的，其海军总司令一职到8月才由桂永清接任。

  陈诚是个知趣的人，在“国大”期间以养病为由不抛头露面当然是最为合适的。能否在“全家福”中露面，或者站的位置是否靠前，这对于陈诚来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得到蒋介石的信任！6月，陈诚在上海手术，切除大半个胃。10月，陈诚迁到台湾阳明山养病，不久即被委以重任，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并坐稳了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把交椅”。

  参军长薛岳

  副总统竞选押错宝，退而遮丑

  薛岳是抗日名将，早年参加粤军，参加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会战，1947年5月出任国民政府参军长一职，在1948年“行宪国大”中入选主席团，并担任第十四次大会主席。薛岳在副总统选举中，却押错了宝。

  李宗仁与孙科的副总统之争如火如荼，薛岳与张发奎等成立竞选小组为孙科竞选副总统筹经费、拉选票。不久，薛岳等人为孙科拉票的丑态被南京《救国日报》披露，并涉及孙科的私生活。薛岳等感到难堪，率领百余人前往该报社问罪。上海一家报纸以“三帅夺大炮，表演全武打”之显著标题，登载了此则新闻。孙科竞选败北，薛岳脸上也无光。

  《中央日报》刊登的总统府觐贺名单上，薛岳名列其中，但却没有参加随后的“全家福”拍摄，这其中应有原因，可能与薛岳的性格及人缘有关。

  薛岳自恃能战，看不起同是名将的白崇禧，与桂系不和。薛岳虽能征善战，却非黄埔系，因此受不到蒋介石真正青睐。加上前述的与李“副总统”才产生过矛盾。参军长之职虽名义上处中枢，却没有多大实权，薛岳也因而常叹。薛岳与陈诚颇有私交，而此时的陈诚正处颓势。由此可见，薛岳没参加这次“全家福”，是有原因的。

  “国舅”宋子文

  经济问题缠身，能躲就躲

  宋子文历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及院长、外交部长等要职，1947年3月因“黄金风潮案”辞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与孔祥熙在南京舆论中口碑不佳，两人借扬子、孚中两公司，套走了当时国家外汇的88%。

  走下政坛的宋子文闭门谢客，半年之后，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宣布，将其个人在中国建设公司及其他公司中的股份全部捐出，并成立一个基金，专门接济那些在抗战和内战中死难的党员家属。

  1947年9月18日，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将自己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1800亿捐献出来，以解决政府所面临的困难。这1800亿成了宋子文的政治资本，在他捐款后不到一个星期，在蒋介石的“力挺”下，行政院以9票对8票一票之差，通过了由宋子文出任广东省府主席、行营主任、绥靖公署主任。

  1948年5月20日上午，宋子文参加了在国民大会堂举行的“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据当时记者报道：“宋子文借坐在国大代表席间，穿藏青色西装，东张西望，对于四周景物，似在捕捉回忆”。

  宋子文低调参加在国民大会堂仪式后，与薛岳一样，也出现在《中央日报》刊登的总统府觐贺名单中，但也同样没出席“全家福”的拍摄。这其中，可能与当时仍有严查他的经济问题呼声有关。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宋子文也辞去广东各职，移居香港，同年5月赴法国，后与貌合神离的蒋介石彻底决裂，到美国做了寓公。

  其他没有在“全家福”上露面的要员

  陈果夫早年患有肺结核，抗战胜利后病情加重，加上政坛失宠，就在上海专心养病，并力保弟弟陈立夫当立法院副院长。但当时反对“二陈”的人有不少。1948年5月15日，立法院的一部分委员发表意见书，推选傅斯年为副院长，反对陈立夫。次日，陈立夫招待立法委员，正式宣布竞选立法院副院长。5月17日，陈立夫以343票，击败236票的傅斯年，当选副院长。

  立法院在当时《宪法》中是有实权的，在得知弟弟陈立夫如愿当选立法院副院长这一要职后，陈果夫当然不必抱病去出席什么“全家福”，以加深大家对“二陈”的反感。

  当时正值国内战争的高峰，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等一些军界要人因战事均未能出席“全家福”。在这张盛装的“全家福”后面，涌动的是惶恐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