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随着车辆的不断增多，由于车多路少，各种车辆争路,交通事故频发，“停车难”问题也日渐暴露。对此，民国时期出台了各种管理办法和措施，比如划单行道、建停车场、设限速标志等，但这些措施依然改变不了混乱的局面，甚至出现了美国特使马歇尔座驾被盗事件……

  实习生 赵红星

  现代快报记者 戎丹妍 王凡

  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交通难题

  马车、人力车和汽车“争天下”，汽车公司遭打压

  民国初年，汽车还属稀罕物，在南京，它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并不容易。首先面临的就是和老交通工具的一番较量。

  1918年，金陵长途汽车公司刚成立，南京的马车、人力车业主及地方封建把头就出来反对，理由是南京市内街道狭窄，如果通行汽车的话会影响市民步行。正是因为传统车业的强烈阻挠，所以金陵长途汽车公司自成立后迟迟未能正式营业。

  直到1921年冬天，金陵长途汽车公司更名为宁垣长途汽车公司，并缩短营业线路，公司才于1923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但营业没几个月，人力车同业公会又来闹事，说汽车营运会影响人力车的生意，并以扣车相威胁，勒令汽车停驶。与此同时，马车业也表示声援。政府迫于压力，只好在1924年3月28日通知宁垣长途汽车公司暂缓营业。

  经过这次阻挠，南京市内只剩下10家小汽车行，共10多辆小汽车行驶于下关车站、码头及夫子庙、汤山之间。

  车辆增多，新街口广场乱停车

  除了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矛盾，各种车行内部也开始出现矛盾，特别是人力车。人力车数量自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急剧增加，据首都警察厅统计，1927年南京有人力车5334辆，到1929年猛增至9097辆，1934年达10544辆，人力车夫有28653人。由于车多客少，车夫们常常因兜揽客人而吵架。

  另外，因为车辆日益增加，乱停车、停车难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民国初年，南京道路狭窄，交通管理上没有停车场的规定，各种车辆到处停歇。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修建中山路等大道时，也没有规定停车场所。

  1947年6月，新街口广场周围道路被各机关、团体等33个单位设置的自备交通车站占满，每当上下班之际，各种车辆密集，往来车辆频繁，肇事不断。

  而伴随车辆增多发生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车祸增加。据统计，1931年，南京市内汽车有1158辆，汽车肇事503起，平均2辆车发生1起事故，共撞死8人、伤265人，撞坏房屋5间、人力车及马车31辆、交通指挥亭6处。而到1932年，市内有1396辆汽车，肇事140起，撞死17人，伤139人。

  应对措施

  发布“限车令”，私人用小型汽车全部停驶

  针对这些日益严峻的问题，国民政府也开始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先从人力车着手。1936年，南京市政当局开始限制人力车发展，那时没有“限牌”，而是直接“限车”，要把人力车的数量控制在1万辆以内，方法就是指令市工务局和首都警察厅对人力车进行严格检验。经检验，到4月底，共检验合格8796辆。但到了年底，人力车又增加到11180辆，还是突破了1万辆的大关。

  民国时期，不止一次出现“限车”，汽车也被“限”过。据《南京公安交通管理志》，1947年9月，因为当时出现汽油紧缺，南京政府当局公布了一个《减少汽车节约汽油实施办法》的规定，对南京行驶的车辆进行限定，其规定如下：1.私人用小型汽车全部停驶和停配汽油，特殊需要须经行政院备案，其总数不得超过50辆；2.各厂矿、银行、新闻报社及民营事业所有的自用小型车，超过3辆减至2辆，2辆减为1辆，原1辆者免减；大型车超过4辆减至4辆，3辆减为2辆，原2辆以下免减；3.各机关自用大小型汽车，每3辆减1辆，不足3辆免减；4.私人营业小型车10辆以上减2辆，5至9辆减1辆；原4辆以下免减；营业大型车免减。从机动车出产年份最远者先减。各国外交人员及美军顾问团团员之汽车免减，邮车、特种车及摩托车免减。

  这一举措有效减少了车辆，1947年年底，登记行驶的机动车仅4522辆，而在此规定前，南京的机动车辆共有5135辆。

  鱼市街、碑亭巷等12条街是南京最早机动车单行线

  除了“限车”措施，民国时期为了疏通交通道路，还开始划分快慢车道、限速道、单行线等。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为避免鼓楼车马往来拥挤，南京特别市公安局规定，各类车辆通过鼓楼广场时一律自左向右转行。同时，这一年还规定一切车辆靠左通行。

  1934年，南京由于市区街道大多狭窄，首都警察厅首次划定鱼市街、碑亭巷、保泰街等12条窄道为机动车单行线，设置单行线路牌，同时规定车辆通过新街口广场采用“左侧大循环式”。

  1946年1月1日，南京执行全国汽车一律靠右行驶的规定。10月，首都警察厅又规定瞻园路、状元境、姚家巷等7条道路为汽车单行路线，禁止汽车双向行驶。

  此外还对南京市交通标志、标线进行重新修建和安装，共设交通标志144块，其中：限速标志26处（限速20公里的有：建康路、瞻园路、建邺路、汉中路、水西门、中山路等12处）。

  1946年汽车停车场有36个，容纳汽车892辆

  针对停车乱、停车难的问题，1930年，首都警察厅与南京市政府工务局开始设人力车停车场，到1931年6月共设124处。

  1934年，颁布《陆上交通管理规则》后，在南京新街口、鼓楼等繁华闹市区始划停车线。1946年，国民政府自重庆还都南京，首都警察厅鉴于各种车辆在街头、巷口任意停放，妨碍交通，有碍市容，着手勘察划定各类车辆停车场及容量，作为其营运的车站。共有汽车停车场36个，容纳汽车892辆；马车停车场18个，容纳337辆；板车停车场5个，容纳109辆；人力车停车场103个，容纳3177辆。

  1947年6月，针对新街口广场乱停车的现象，警察厅下令调整机关、团体车辆停放地点，迁移别处。1947年19月，警察厅将夫子庙的公共汽车站移至建康路。并规定傍晚6时起，禁止大卡车进入夫子庙地区。

  偷车事件

  时局混乱，1945年发生马歇尔吉普车被窃案

  尽管国民政府对南京的交通制定和实施了一些管理办法，但因时局不稳，社会动荡，还是避免不了很多矛盾的产生。

  比如1945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大量军队涌入，军车横行，尤其美军顾问团及其部队车辆超速行驶，经常肇事。当年10月27日，还发生美军驻华特使马歇尔的吉普车被窃事件，该案到第二年1月25日才破获。

  描写民国警界的《昙花梦》一书中写到了这次偷车事件。马歇尔的车被窃当天，蒋介石在励志社请马歇尔观看京剧。晚上九点左右，马歇尔的汽车发现被窃。蒋介石非常震怒，严令限期破案。调查员在停车场得到一条线索，发现车是被一美军翻译官开走。调查员顺藤摸瓜查出窃犯所住的饭店，得知他名叫刘振亮，并发现陆军总司令部林鹤鸣给刘振亮的留言条，而林鹤鸣是戴笠的司机，曾偷过一部美军顾问团吉普，此车后被戴笠侵占。调查员于是趁机讹诈戴笠，得了吉普外加黄金五十两。调查员又通过林鹤鸣抓到刘振亮，案件终于告破。而刘振亮是因为热恋凤凰餐厅歌星黎丽丽，想与她结婚而偷车。

  张学良座驾是别克

  溥仪：他的皇家车队包括8辆日本95式摩托车和12辆高档小轿车。据说为了显示1934年3月1日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登基大典的隆重气派，筹办机构早在1932年秋就向美国通用公司订购了一辆凯迪拉克豪华都铎8C大礼车，车长5.7米，宽1.99米，高1.92米。

  袁世凯：当选总统的专车是福特A型车，宽大的踏板可站立武装卫兵。

  孙中山：在广州主持革命工作时的座驾是法国雪铁龙。

  蒋介石：座驾之一是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出产的顺风SF-2型小轿车，1937年日寇入侵后被留在蒋介石在杭州西湖的别墅“澄庐”中，保存至今。蒋介石抗战后期使用的车是美国通用公司生产的高档防弹轿车凯迪拉克。这部特制的防弹轿车后来成为陈毅的座驾。

  宋美龄：有一辆遗留在南京的座驾是别克牌小轿车，据说是罗斯福总统赠送的。

  张学良：一生都对别克车钟爱有加，早在1928年他就购买了一部别克作为座驾，常常让司机坐到后座自己来开。据说有一回有个乡长拦住他的别克要求搭车，张学良很乐意地将乡长一行人带到了天津。下车时乡长才知道为他开车的竟是张少帅，。

  周恩来：国共二次合作后，周恩来作为中共的最高和谈代表，长期在国统区工作，他在重庆和南京工作时的座驾，便是一辆别克公路大师的第三代高级小轿车。上海思南路上的周公馆里，还陈列着一辆周恩来使用过的别克公路大师第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