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①特派记者，北京，10月5日）历任两广、湖广与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大人，可谓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清国人士之一；他同时也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拥有独特的地位，备受君主与国人的敬重。昨晚9时，张之洞与世长辞，就在昨天的晨间，摄政王还去探访过他。虽然近日以来，死亡一直不断地迫近他，但这个结局还是来得突然了一些。

  各地对他的去世都表达了遗憾之意，不仅因为他是帝国的伟大学者，更因为他是一位一心一意的爱国者，其正直之心，从未有人质疑过。虽然44年以来，他兴办的实业一直在盈利，而自1884年由巡抚升任总督后，他连续三次在帝国最富有的总督辖区里任职。在那里，他个人致富的机会可谓无穷无尽，但他死时，却独留一身清寒。

  其人传略

  在清国，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一致承认，官场的腐败行为已经被提升为一种艺术了。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个人诚信不容置疑的人，凭着他全然的学识，爬到了帝国的最高职位，那时，一方面，他以诚实正直的品格备受敬重和爱戴；但另一方面，总体而言，政府的系统也准备好了要将其打入冷宫。没有其他更好的例子能比已故的张之洞更能说明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形，也不容易再找到另外一个像他一样的人，融合了那么多不同的优良素质，但同时也融合了那么多的缺陷，能够与清国政府系统切合一致。

  教育与训练

  张之洞是直隶人氏（天津辖区），出生于1837年。他的人生之所以能够赢得迅捷的发展，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全国性的声誉，完全要仰赖其杰出的文学才能。1862年，他考中进士第三名——探花；两年之后，又赢得新选翰林最终考核的第一名。在29岁的年纪，他已经任职湖北学政。

  在其一生的非凡生涯中，首先，他是一位学者，以儒家思想中的坚贞，忠实于中华古典的传统，并在一切先例、形式与仪式之上，都深深精通于中国古代至圣先贤的智慧。

  带着荒谬的骄傲和敏感，他以东方式学者的风范出现在人前，始终温文、礼貌地对待着每一个人，不论对方的地位高低，所以，他确实很适合去做一个圣人之徒。但耿直的坦率与完全的诚挚，很可能会在转瞬之间爆发的幼稚的愤怒，使这位军机大臣成为最有趣的研究对象和一个令人非常喜爱的人。

  虽然他的博学和精明的判断力，已经使他在面对任何重大的危机，譬如义和团运动和中日甲午战争，都能屹立不摇，但他对于一切现代创新的仇视心态，却最终使得他的管理成为浪费和低效率的代名词。在他开创的许多计划中，多数其实都是幼稚而不可行的。

  即使在他身边的随从口中，他也被说成是“满腹经纶的毫无经验者”。

  举例而言，当完全意识到开发清国潜在矿产资源的重要性时，在他指导下所拟就的“采矿规例”，就被他的部下们认为毫无用处，好比是一座经典而无用的丰碑。当帝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建议引进铁路时，不可否认，朝廷又把管理铁路企业的事务交给了他，“他再一次很好地维持（引用我们驻京特派记者的原话）了自己总是把一切事情办糟的名声”。但确实很令人侧目的是，在一群像清国人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中间，顽固的理论家张之洞的印记却被保留住了，他所做的一切，赢得了大多数国人的尊重和爱戴。

  已故的笳臣②先生，在《在清帝国的英国人》一书中承认，“张的文化力量处于非常高的地位，他的行事方式简洁、精辟，在一个将文化像宗教一般栽种的国度里，这是他让自己震动全国的武器。”在这里，毫无疑问，隐藏着张之洞权力与地位的所有秘密，也隐藏着皇太后在临死之际帮助他战胜所有政敌，辅佐他成为“清国第一平民”的护身符。

  他的生涯始于一支笔，也止于一支笔。

  对于外国人的态度

  在他与外国人的关系中，张之洞一贯沿袭了传统的中华策略“挑拨离间，从中渔利”。

  从本能上来说，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任何其他国家，他只是善尽自己所能，利用这些国家个体和整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自己的国家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对于欧洲政治的紧迫性，他具有卓越的远见，也具有某种本能。因此，在布尔战争的较早阶段，当英国尚势单力薄之时，他便预设了亲德立场，到了1909年，同样的原因又使他很自然地再度恢复到先前的态度。他鼓励比利时在北京至汉口铁路中的行动和其他计划，直至1898年确定了布鲁塞尔仅仅是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掩护体。后来，当英国支持两江总督，承诺自己将维护清国的完整性时，他再一次成了亲英派（汉口总领事弗雷泽先生对这一结果有不小的影响）。同时，又因为日本的军事效率与作为专家级顾问相对低廉的代价，他又承认自己对于日本有着一份相当明确的钦佩之情。事实上，他大致可算作一位外交人士，但从来不能算作一位政治家，他是一个在基本原则上左右逢源的机会主义者。

  对于欧洲人来说，张之洞的名字通常是和湖广总督连在一起的，那是自1889年8月至1907年6月间令他收获颇丰的职位。

  当他开始与他的同事刘坤一在南京合作时，他维持了两江省份的和平。

  可以肯定地说，在压制每一次混乱的根源和征兆，在严禁义和团成员给北方各省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时，他所站立的坚定立场，都将清国从因其统治者的愚蠢、荒唐而造成的后果中拯救出来。在义和团的危机中，是张之洞，而非刘坤一，起了领头者的作用，并起草了所有的宣告，安排了所有的调遣，而刘只是在这些文件上盖章而已。虽然他的许多同僚在这种新的好战主义的热情中失去了自制力，虽然义和团的信条不算不成功地被他自己衙门的一位文员传播了出去，但他的“清国式城府”却使他不至于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同一种错觉中，毕竟，在这种错觉中，一切似乎都具备了最终会获取成功的前景。在这场危机中，张之洞从未踌躇过；反而是人在山东的袁世凯所表现出的犹豫，使张之洞增添了许多对他的不信任感，张之洞由此对袁世凯播下了敌意的种子，直至去年秋天袁被打倒。

  强烈的保守主义

  张之洞本人的为官之道一直是清廉的，但是对于所有从他活跃的大脑中孕育出来的工商企业，他都以花钱如流水的态度去经营，在商业上，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成功者。尽管他能以犀利的、散文作家的文风，向京畿管理部门写下从来不会失手的上疏，然而，别人对他在此种方式上的敬重之意，其实不过和这些人（或者说张本人）在专业知识上的无知一样包含着深远的意义。

  在1898年，张之洞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这篇关于智慧与美德的训词，招来了文人们的一片啧啧赞叹之声，即使在有限的欧洲读者中，也引发了不小的惊奇感。在收到此书后由官方批复的答谢辞中，皇帝循着惯例发表了看法：“作者在科学与艺术上用词精当，心中知识的广博亦昭然可鉴。我们对于此书的看法是，无论是谁读完此书，都会觉得获益匪浅。”但是，事实上，这部《劝学篇》只是清晰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清国文人们漫无边际的傲慢无知，他们不过是带着偏见并从空洞的陈词滥调堆砌起来的干秕中吸取养分的一群人。

  张之洞急躁、鲁莽的另一个表现，是他对于天朝大小事情，存在着一种顽固、教条式的信念。1904年，这一点曾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请参阅3月7日的法令），那时，他对于赫德爵士在征收地税上的改革建议做了一番批评，满腹轻蔑之意自笔端倾泻而出。

  如果以欧洲的标准去衡量一个真正具有创新意识的思想家、管理者或是政治家的话，张之洞其实丝毫不值一提。作为人格的标志，他所能诉诸欧洲人的，则是一个诚实者和他一心塑造的“文圣”一类的形象。但对于他的国人来说，在家长制的传统里孕育、成长起来的他，是一朵在古代人文和捍卫陈旧信条的努力中培植出来的姣美花朵。

  ①本文载于1909年10月6日的《泰晤士报》，是《泰晤士报》对张之洞所做的“盖棺定论”。本文对报道原文有删减。

  ②笳臣（Alexander Michie，1833-1902），晚清时代英商怡和洋行总理，作家。曾创办《中国时报》，这是当时在中国较有影响的一家报纸，分中英文两版。

  方激 编译 《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