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名不同学龄的学生经历了南京解放所带来的变化，与生活在社会上的南京市民相比，校园似乎相对平静，他们还是正常上下学，写着毕业论文……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戎丹妍 白雁 文/摄

  挹江门挡住了回家心切的女学生

  口述者：谢杰（化名） 女 生于1934年 南京解放时住江心洲，初中生

  1948年农历腊月，明德女中放寒假，我离开莫愁湖的学校，要出城回江心洲的家。到了挹江门，却发现城门大门紧闭，只在旁边开了一个小门，供行人进出，进出的人一律不准带行李。拖个大箱子的我，只得无奈折返。

  1949年1月，大兵把守挹江门，我差点回不了家

  上世纪30年代，我随父母从湖南来到南京。父亲到南京没多久就去世了，母亲从姨妈那里借钱，在江心洲买了20亩地，成了地主。南京沦陷那几年，江心洲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日本人不管，国民党也不管，居民日子倒也太平。

  抗战胜利后，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从抗战前线来到南京，他说国共两党就要打仗了，劝妈妈把地卖掉，妈妈就卖掉了一部分地，另外一些实在舍不得，就留下了。1946年春天，蒋介石还都，我们都跑去看。记得是在一个机场上，很简陋，跑道上都是石子，蒋介石一旁站着宋美龄，另一旁站着何应钦。国府还都不久后，开始发行金圆券，各家各户的孙中山头像银币一夜之间就被收走了。

  1948年秋天，我到莫愁路的明德女中读初一。这是个教会学校，校长是陈黄丽明，她人长得好，英语也好。那时候，风传解放军就要来了，南京城开始乱了，市里有人抢米，乡下有穷人到别家地里拔萝卜吃，别人也不敢怎样。有时候，我们会听到炮声。浦口泰山新村那里，原先有个宝塔，那段时间被轰塌了。

  这年农历腊月，放寒假了。算起来，那时候应该是1949年1月了，我拖着箱子离开莫愁路的学校，要经过挹江门回家。到了挹江门，发现大门紧锁，旁边开个小门，有个拿枪的大兵把守。进出城门，规定只能单个人走，不能带行李。有的男同学，就把行李从关着的城门下面塞出去。那大兵看到了，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我一个人，没人接应，箱子带不出去，没办法，只好又拖着行李走回市里。我把行李寄放在石鼓路一位姓张的阿姨那里，又走回挹江门，再到下关，坐船回到了江心洲。

  一个姓王的老师带着大家贴标语，欢迎解放军

  1949年春节后，八卦洲办起了一所圣池中学，妈妈就让我转学。先是带了两块咸肉、两块咸鱼到邻居一个老师那里补课，然后去考试。我记得考了二元一次方程，还有老师问我，战国七国是什么。我被录取了，而且跳一级，读初二了。

  那年春天，我的生活倒是没受什么影响，正常上学过日子。大概是4月份，八卦洲突然来了一批国民党的军队，很快又走了，应该是撤退。我家邻居有个女孩，就跟着国民党的一个连长走了，不过，他们在半路上被抓到，又回来了。

  解放军渡江之前，我们这边有渔民去接应，我家成分高，没去成。南京解放后，江心洲来了解放军，他们穿着布鞋，老粗布裤子，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姓王的老师，带着大家在墙上贴“共产党万岁”“欢迎解放军”等欢迎标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被选成了学生会主席，还带着大家排话剧，内容是一个农民的女孩被地主抢走了，和《白毛女》差不多。

  南京解放那天，我第一次翻墙进了宪兵队

  口述者：秦永辉 男 生于1931年 南京解放时住门西下浮桥，高中生

  1949年4月23号，秦永辉到了学校才知道不上课，不少老师跑走了，校长陈重寅也走了。隔壁宪兵队也全部跑空。他和同学爬围墙进去玩，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翻墙进宪兵队。

  我1931年在南京出生，是老城南人。6岁那年，我随家人逃难到安徽泾县，再一步步退到湖南、四川。1940年日军对重庆轰炸，我家被炸得光光的，生活没了着落，所幸性命保住了。那时我已9岁，民族仇恨在心里种下了种子。

  1945年日军投降后，第二年家人带我返回南京。再苦都要回来，因为南京是我们的根。回南京后，我先后在金陵、钟英、一中读书。1949年1月时，已经是一中的高一学生。那时金圆券、银圆券贬值，钱不值钱，只有“袁大头”相对不贬值。我记得三山街沿途都有人在叫卖“袁大头”。像我们这样的城市贫民，日子很苦，头天晚上买一斗米，明早糊糊，下午就没有吃的了。那时沿街还有很多百姓卖侉大饼。那是国民党发动百姓做的，支援前线部队，在战场上进行空投。

  1949年4月22号夜里，我听到了枪炮声，从水西门那边传来的。但是，当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通过看报纸，知道了国民党的局势变了。那时，我的表姐夫（后来知道他是地下党）想发展我入团，我已经写好了材料，但是很快南京解放的消息就传来了。

  4月23号，我还记得那天是个星期六。我到了学校才知道不上课，学校乱糟糟的，不少老师跑走了，校长也走了。

  隔壁宪兵队也全部跑空。我和同学爬围墙进去玩，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是平时不可能进去。前一天晚上里面还有人，就一夜之间，人全跑光了。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翻墙进宪兵队。

  到了下午，我看到两个穿着破旧棉袄，背着盒子枪的侦察兵在街上走动。我回到家时看到父亲和叔叔正在打麻将，我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醉生梦死’？”

  不到一个礼拜，学校就恢复了上课，军代表朱刚进驻，接管了一中，重新建立起学校秩序。

  1950年，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我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军人。1958年退伍时，我27岁。

  这一年，我的大学毕业证迟发了

  口述者：赵承龙 男 生于1926年

  南京解放时住文昌桥原中央大学学生宿舍，大学生

  1949年4月23日早上，我走出宿舍，想回文昌巷的家里看看。走到碑亭巷附近一个小邮电所时，看到很多人在打电报，于是我也进去发了一份报平安的电报。走出邮电所，就听到“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口号由远而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军……

  校园里很平静，当时我正在忙着做毕业论文

  南京解放前夕，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住在四牌楼文昌桥原中央大学学生宿舍，这里现在是东南大学的学生宿舍区。当时我们正在做毕业论文，虽然国民党准备撤离南京，但校园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有序的。校内成立了应变会，储备了粮食，组织好对学校财产的保护。宿舍门口的“民主墙”上充满了反对搬迁和全力保卫学校的大字报，民主进步的气氛仍然成为主流。其他一切也都正常，该上课上课，该写论文写论文。

  当时的社会上则不同。我虽住在校内，但我父母和哥哥都住在太平路文昌巷，所以校外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比如物价飞涨，粮店被抢，钞票贬值等。我母亲就经常要到粮店排队买米，去晚了就买不到了。

  不过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正常过，没有出现惊慌和大逃亡场面，真正忙着撤退的都是国民政府的高层和军队。我哥哥当时就在教育部工作，他是里面的一名会计，压根没想过要逃跑什么的，还是按点上下班。

  解放前一晚听到爆炸声，第二天又恢复平静

  南京的解放可以说是很平静，除了解放前那一晚，也就是4月22日晚，我在宿舍里听到远处传来很响的爆炸声，当时心里稍微有些紧张。但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打听到，这些爆炸声来自当时国民党的军工企业，位于今天的晨光机械厂那里，可能他们撤离前不想留下什么东西，就把里面的东西炸毁了。

  4月23日早上，我走出宿舍，想回文昌巷的家里看看。在走到碑亭巷附近，经过一个小邮电所，看到很多人在打电报，于是我也走进去发了一份报平安的电报，是发给我在重庆的二姐。

  刚走出邮电所，就听到“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声由远而近，街旁也站满了人群，一支穿着黄绿色军装的队伍精神抖擞地走过来。我很好奇地拨开人群挤到前排，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军，和我之前看到的国民党军队形象完全不同，国民党军队的制服和皮鞋都是又新又亮的，但解放军穿得却很朴素。

  我的毕业证到1950年才拿到

  南京就在这样的平静气氛中和平解放了，对我们学生似乎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在那年依然按照毕业流程，进行了论文答辩、拍毕业照，只是那年我们的毕业证迟发了几个月。

  因为学校在解放后，由军代表暂时接管，校名也改为国立南京大学，这些都要体现在毕业证上，所以我们这一届的毕业证就拿得迟，到第二年才拿到（虽然毕业证上写的是1949年8月，其实是1950年才拿到的）。毕业证上的校名和印章也不同了，其中有一颗“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印章，体现出南京解放了。

  有意思的是，我毕业后拿到的第一张聘书上，其日期还是写着“民国38年9月起至39年1月底”的字样。这些证书我至今还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