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家庭主妇、他是送奶工、他是地下党员……他们记忆中的1949年4月
1949年4月23日晚，顺利渡过长江的解放军主力进入南京的西大门——挹江门，没有你死我活的拼杀，没有战争的硝烟，南京和平解放。当时的南京，有15个区、114.24万人口。百万南京市民，一起见证了南京的解放。在南京解放65周年之际，我们找到了9位亲历过“4·23”的南京市民。当年，他们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学徒、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地下党。如今，他们之中最小的77岁，最大的已经108岁。他们记忆中的1949年4月，是什么样子呢？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戎丹妍 白雁 文/摄（资料图片除外）
解放前夕
有市民扒火车去上海
口述人：殷陈氏 女 生于1908年
南京解放时住下关栅栏门，无业
就在南京解放前一两天，很多老百姓从下关火车站坐火车，要跑到上海去，那会上海还没解放。火车站乱得一塌糊涂，有钱人就坐在火车里面，没钱买火车票的人，就扒火车，爬到火车顶上。
我出生在1908年，南京解放那年我42岁。家里就老头子一个人工作，他在铁路上，是火车司机，开南京到上海的火车。1948年、1949年那会，他经常几个月拿不到工资，然后一笔拿个50块钱。发了钱不回家，马上到下关去买银元，因为银元不会贬值。
那会日子过得很苦，我们租的别人家的草房，刮起台风来，简直不得了。家里有三个小孩，五张嘴要吃饭。吃很伤脑筋。街上有私人挑担子卖菜，我只能买得起便宜的。酱油、醋要到小百货店里去买，没钱的时候就只好赊账，等老头子发了钱再来还钱。时间长了，也不好意思老到店里赊账。1948年下半年，我把小女儿送到金坛我的娘家去了。
1949年4月份，就在南京解放前一两天，听说国民党要跑了，解放军快要渡江来南京了，很多老百姓从下关火车站坐火车，要跑到上海去，那会上海还没解放。这都是因为国民党做反动宣传，老百姓不明白情况。火车站乱得一塌糊涂，有钱人就坐在火车里面，没钱买火车票的人，就扒火车，爬到火车顶上。车子上面挤满人，车顶上头也全是人。忽然，有乱枪响起，百姓们都吓得四散了，这趟火车最终没有开走。
后来，解放军就来了。给每个人发钱，让老百姓安定生活。过了两天，有人来喊我去开会。我从来没开过会，一开始还不敢去。开会成立了居民委员会，一共分成9个小组，二十几个人家一个组，我当了第八小组的组长。
南京刚刚解放的时候，还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我每天一早烧好饭，就带着两个小孩躲到附近的大庙乡。那里有个庙，飞机不来我们就在庙里活动，飞机一来就躲到山洞里面。很多老百姓都躲在那里，这样的日子过了个把月才结束。
那段时间
我天天在愁怎么挣钱
口述人：朱静蕙 女 生于1914年 南京解放时住建康路，打零工
解放军进城后，有一天我上街，看到好多人在游行，说是庆祝解放，我也就跟着看热闹，这时一个远房亲戚看到了我，得知我没有工作，就把我介绍到工会，最后工会帮我介绍了一份稳定工作。
我是南京人，从小家里很苦。我24（虚）岁才结婚，当时结婚很匆忙，因为日本人要来了，好多家里有女儿的人家都急着把女儿嫁出去，我母亲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把我嫁出去的。等我嫁到丈夫家后，我才知道丈夫比我大16岁。
丈夫是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但后来落魄了。等我嫁过去后，日子更难了，日本人进南京前，我们就逃难去了重庆。等到1947年左右，我们才回到南京。
南京解放那年，我们家就我一个劳动力，我丈夫从回到南京后，就没找到工作，毕竟他年纪大了，过去又是少爷出身，很难找到工作，一家老小就靠我一个人养活。我那时也没什么文凭，虽然认识几个字，但是没正规上过学，所以就只能到处找临时工打。我给人洗过衣服，打扫过房屋，缝过扣子，糊过火柴盒，这些活都是临时的，工钱也是当天结清。
就这样我每天在外面到处找活干，家里三个孩子都是丈夫管教，我挣回的钱也都交给丈夫管，自己身上没有一分钱。那时候我天天在愁怎么挣钱，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所以南京解放前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日子过得苦。
不过，在解放军进城后，有一天我上街，看到好多人在游行，大家都很高兴，说是庆祝解放了，我也就跟着看热闹，这时一个远房亲戚看到了我，她惊讶地说，“静蕙啊，你原来已经回来啦？”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后来她知道我没有工作，家里条件很差，就把我介绍到工会，让工会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是在一家印刷厂折书，这下我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所以我要谢谢解放军，如果不解放，我家就不知道会穷成什么样了。
南京解放前我入了党
就等解放军渡江
口述人：朱明镜 男 生于1924年 南京解放时住莫愁路，地下党
1949年3月，我从上海嘉定来到南京。我原先是嘉定县政府的秘书，这次来南京，身份却发生了转变——我被发展成了共产党员，和其他地下党一起秘密地等待并准备迎接南下的解放军。
南京解放前，我悄悄加入地下党
我是西昌人，渡江战役那会儿我人正在南京，为什么会来到南京？中间有几个波折。
1946年，我在成都上大学，我们的学校叫金陵大学。我在校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成都八所大学一百六十个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1946年，我们请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来作报告。报告结束后，朱学范和我交谈，得知我已经毕业，就聘请我到联合会工作。当时，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正要从重庆迁到上海，我也跟着一起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朱学范说，蒋介石要在庐山接见他，等他回来再给我安排工作。半个月后，他从庐山回来，告诉我，他和蒋介石的谈判破裂了，蒋要他打共产党，他不同意，他不能留在上海了，要去香港。当时，通往四川的铁路，有一部分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我也回不了家了，我就请他帮我找一个工作，只要活下来就行。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台湾。我表示愿意。这样，经朱学范介绍，我去了台湾。
在台湾两年后，我回到了上海。我金陵大学的一个同学在嘉定县做县长，我就到他那里，他留我做了秘书。在上海工作后，有一次我到南京看望同学张世定（后改名为张一之），他当时是市五中的校长，是一名地下党，主要负责学生工作。他介绍一个地下党到嘉定去工作，而我则留在了南京，也秘密入了党。
我协助接管了总统府、中央博物院、图书馆
我到南京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的3月了。介绍人安排我住在莫愁路那边的一个学校里。那时候，南京的粮食很紧张，吃红薯、土豆。蒋介石已经下台，李宗仁当代总统，派了代表团去北京谈判。谈判破裂后，解放军就渡江了。
4月23日，解放军进城了。背着枪，步行经过我住的地方。此前，我们已经整理好蒋介石党政军各部门人财物情况，就等接管政权了。4月28日，南京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我被指定担任其下属的文教委员会的秘书，办公地点在成贤街。文教委员会负责接管文化教育卫生单位，总统府、图书馆、中央博物院、档案馆，都是我们接收的。接收的时候，先由留用人员把财产列出清单，然后签名、盖章、接收，仍旧交由他们管理。
解放后，我们利用接管的资料，办了很多展览来教育群众，在总统府办的展览，就有十个。
解放前一天
我还在给农林部送牛奶
4月22日早上，我去农林部送牛奶，在经过湖南路的原临时政府参议院时，我看到里面一塌糊涂，人都撤光了，里面到处飘着纸，门口的宪兵也不见了。
我出生在苏北盐城，1946年到南京来打工，当时我哥哥在南京农林部下属的一个奶牛厂工作，就把我也介绍进去了。每天的工作就是看护好奶牛，给奶牛打扫卫生，喂草，然后负责送牛奶。
1949年对我们厂来说是不稳定的一年，应该说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厂就开始动荡了。因为我们厂养的奶牛大多是供实验用的，直接属于中央畜牧实验所，奶牛大多是从荷兰进口的。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我们厂也开始准备撤退。在1948年底，厂里先是卖掉了一部分品质次一点的奶牛，然后又开始疏散工人，就在疏散过程中，发生了工人罢工的事件。
工人罢工主要是因为遣散费，当时厂里先给一部分工人发了遣散费，还有一部分工人没有拿到，没拿到的工人就不满了，为什么自己没能拿到遣散费呢？于是就到厂里要说法，而厂里给的解释是拿到遣散费的人是必须走的，没拿到钱的最后会跟着厂一起撤离。但后来厂里没能兑现这一说法，因为厂根本就没能撤走。
当时我也拿到遣散费了，但厂里并没有辞退我。因为我当时年轻，才十几岁，厂里可能看我年轻有力气，干活又勤快，所以把我留下来了。
我当时送奶的地方主要是农林部的机关单位，我们厂在中大丁家桥校区里，每天早上把奶送到大石桥附近。记得南京解放前一天，也就是4月22日早上，我还在给农林部送牛奶，好像没看到什么人撤离。后来才知道，当时农林部的领导已经被地下党做好工作，根本就不准备撤退。那天在经过湖南路的原临时政府参议院时，我看到里面一塌糊涂，人都撤光了，里面到处飘着纸，门口的宪兵也不见了。以前每次经过这里，因为有宪兵把守，从来不敢进，但这天我终于能到里面看看是什么样了。
第二天，解放军进城，大家都不工作了，我们也就不送牛奶了。我记得那天我们到旁边的一个医院（今天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看热闹”。那天医院来了好多穿“花军装”的士兵，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叫解放军。这些士兵大多身上有伤，有的是抬过来的，应该是打仗时的伤员转到这里的。
解放后，学校也派来了军代表，学校进进出出都要有证件，有学生代表把守，我们因为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学生也都认识我们，所以我们进出都不用证件。我们和学校学习畜牧专业的学生玩得不错，当时那些学生为了庆祝解放还练习敲锣打鼓，我也就跟着他们学敲锣打鼓。
解放之后，我们厂和遗族学校下属的一个奶牛厂被合并成一个厂，又搬到了遗族学校附近，我也就又跟着到这边来了。因为干活积极，所以入了团，还当上了团支部的宣传员。
1949年初
父亲将家里囤的米面油低价卖掉
1949年，我12岁。那年开年以后，父亲带着家人在门外挖了一个防空洞。防空洞刚挖好，解放军就来了。操着北方口音的战士说了一句话：“老乡，别挖了。你看，我们这都来了……”听到这话，父亲悬着心突然就放下了。
怕遭人抢，父亲把家里囤的米面油都低价卖了
我母亲和父亲一共生育了八个子女，家里穷，养不起，有的送人、有的病死，最后就剩下我和妹妹两个。
我长大几岁，父亲和母亲有了一点点积蓄，就在珠江路盘了一家店，连住带卖馒头烧饼。我家的店名叫崔顺兴大饼店。开店以后，我和妹妹每天也都忙忙碌碌地帮着干活。
抗战胜利后，我发现周围的陌生面孔突然多了起来。我家旁边开了一家大陆餐厅，还来了一个卖元宵的小广东，还有一家老鼎丰酱盐店，老板都是从外地来的。珠江路变得热闹了，街上的大兵也突然多了起来，经常看到国民党的宪兵，胳膊弯里挎个漂亮的女人在街上逛。再后来，就看到国民党的残疾军人，在小营那里围个圈子赌博。他们有的缺胳膊有的断腿，一开始，我们很怕。看得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
空闲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走街串巷地玩儿。在太平门附近，有个地方叫御史廊，御史廊以北常常看到死掉的大兵，裹在芦席里，草草埋掉。野狗会把他们的尸体拖出来，有时候，还会看到尸体的腿被狗啃得露出白森森的骨头。西华门那边，也就是今天熊猫厂的位置，当时有美军顾问团。我们到那儿去玩，看到门口站岗的人头上裹着头巾，高鼻子、深眼窝、大胡子，据讲是印度人。印度人很和气，我们小孩拽他胡子，他也不打我们。
1949年开年，风传解放军要来了，城里开始乱了。有人抢粮行，我们旁边的周家米行、顾家米行都遭抢了。我家当时开大饼店，父亲囤积了不少的油、米、面、煤炭，他的朋友就提醒他小心。父亲赶快采取措施，把家里囤积的东西都低价转卖。
枪声没响，解放军就进城了
我们小孩子还是逮着空子出去玩。有一次，我跑到炮标去玩，捡到士兵练习打靶时用的一根长棍子。我拖着棍子跑，碰到几个国民党士兵，提着锅子一类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大概是在撤退。有个士兵看到我，就问我要棍子，我不给，他就打我，还让我用棍子挑着锅子跟他们走。我当然不肯，躺在地上哭，打滚。另外的士兵就说，“算了，他太小。”我赶紧站起来跑掉了。
父亲担心，一旦解放军过了江，仗打起来，子弹可是不长眼的。他带着家人，在家门口的绿化岛下面挖了一个防空洞。防空洞快挖好时，父亲买来芦席，一家人随时准备躲进去。但是，不经意间解放军就来了，也没听见枪声，就来了。扛着枪、背着行李，从四牌楼那边走过来，经过我家门口，然后从中山门那边出去了。有个操着北方口音的解放军，看到父亲挖的防空洞就说：“老乡，别挖了。你看，我们这都来了……”
解放军经过我家门口，从中山门出去了。父亲就继续做馒头、大饼，一家人正常过日子。
22日下午，海军总司令部大门敞开
公文纸散落在马路上
口述者：雎文贵 男 生于1932年 南京解放时住下关热河路，
理发店学徒
4月22日下午，雎文贵在挹江门。他看到过去门禁森严的海军总司令部大门敞开，公文纸散得马路上全部都是，乱糟糟的。海军总司令部已经撤空了。这个画面至今在他的脑海中清晰留存。
我老家在扬州，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那会大家都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于是家人托关系把我送到南京来学理发。1946年前后，我来到了南京，在下关热河路的文华理发店当学徒。学徒没有工资，老板包吃包住，三年满师后就可以自谋职业了。
那时下关热河路一带是商业中心，下关火车站旁边有个朝月楼，是个热闹的大市场，五金、衣服、玩具什么都卖，我没事会过去转转玩玩。我们理发店对面也有一个大的百货店，那位置就是后来的热河路商场。
1949年，解放前一段时间，有一批流亡学生随军南下来到南京，在大街上贴标语。学生们还跑到江南汽车公司，在汽车上面贴。标语的内容我不记得了，都是进步的言论。学生们还拿着旗子游行，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4月21日、22日夜里，我都听见狮子山的炮声，大家议论纷纷，解放军要渡江了。4月22日下午，街上特别混乱，有老百姓抢百货店、米店、布店，还有人去火车站的行李房抢行李。我亲眼看到老百姓去对面的百货店抢东西。有个人抢到一个脸盆，听说别人抢到了布，马上把脸盆摔了，又火速往布店跑去了。
也是22日那天下午，挹江门一家理发店的蔡老板把我们店里的人接到了他的店里，他是老板的好朋友。因为他们的店在城门里，比我们那边要安定。
那家理发店的对面正好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门大开着，公文纸散得马路上全部都是，乱糟糟的。我一下惊呆了，这个画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极了。海军总司令部已经撤空了，散在地上的估计是他们不要的文件，或者是撤退时慌乱中散落的文件。我不敢乱跑，有好奇的人进去里面看了。热河路上有个警察局，人也跑空了。
4月23日，南京解放了，我记得当天就有老百姓在街边敲锣打鼓迎接解放军过江。我跟着老板回到了下关的店里。街上的混乱已经平息下来，有戴着袖章的自卫队出面维持秩序，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