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及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描绘革命历史、现实政治事件、革命圣地和毛泽东诗意四类题材的红色山水，几乎成为山水画家唯一可以创作的内容。这一时期，几代山水画家经过艰苦探索，逐渐形成一种在题材、风格和语言上较为契合、艺术个性相对能够得到发挥的创作模式，取得了丰硕成果与经验，其影响至今不衰。可以说，红色山水既是新山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当代山水画发展的转折点。

  了解红色题材国画发展历程，有助于考证傅抱石的成长轨迹。他在金刚坡时期创作的“抱石皴”和“勾魂眼”形成了个人特有风格。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探索转型成为红色山水代表，终成一代大师，对中国新山水画作出了巨大贡献。

  画坛升起“傅卫星”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国家文艺方针政策相策应，围绕傅抱石的活动已经展开。一是1958年9月傅抱石《<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意图》正式入选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二是同年12月《傅抱石画集》出版，郭沫若先生作序并题签。三是同年底江苏省委宣传部在北京举办“江苏省国画展”，傅抱石新作公开展出。四是傅抱石于出访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两国期间创作的写生作品集出版发行，引发美术界的普遍关注。

  一系列密集、连贯而紧凑的重要举动，受到了主流社会的重视，也为傅抱石受邀赴韶山和北京人民大会堂作画打下了伏笔。

  诞生宏伟巨制和画坛巨人

  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活动的计划安排，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6月邀请黎雄才、傅抱石、余本等赴韶山写生，这是傅抱石第一次来到韶山作画。对于这次创作经历，傅抱石说，“前后虽然只短短的九天，却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感受最深的九天。”

  傅抱石的韶山写生占得特定的时空条件和历史性机遇，以至于在后来产生了持续影响力和连锁效应。接着，画韶山、延安、井冈山、其他革命纪念地，成了中国画家们描绘、表达的主要题材，并演变成了中国画实现自身改革的一个契机。

  就在韶山之行的第二个月，傅抱石又突然接到江苏省国画院的电报，于是他中断了写生创作匆匆赶到北京，与岭南画家关山月合作，为刚刚落成的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标志工程人民大会堂作画。至此，由毛主席签题、以周总理为艺术总监、傅抱石和关山月执笔的国门第一画——《江山如此多娇》永载中国画史。

  燃情岁月的“山河新貌”

  1960年9月15日，时任江苏国画院院长的傅抱石，率领江苏省国画写生工作团一行13人，先后到达郑州、洛阳、西安、延安、重庆、武汉、长沙、韶山、广州等地，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写生活动，行程23000里。他们参观工矿企业、建设工地，更主要的是瞻仰革命圣地和革命遗址，由此把50年代初开始的以写生带动传统国画推陈出新的运动推向一个历史的高潮。

  60年代初，傅抱石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他的生命也走向了低谷。1962年，病臂使他竟夜难寐，饮食不安。10月，浙江有关方面安排他全家到杭州休养。然而在杭州的半年时间内，傅抱石并没有停止创作，从后来出版的《浙江写生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勤奋。1963年，他专程赴井冈山、瑞金，此行虽然时间短暂，但出现了一大批描绘革命圣地的作品。

  1965年9月，傅抱石因脑溢血在家中辞世，享年61岁。

  此幅《延安》创作于1965年，是傅抱石先生逝世前两个月所创作的一幅红色题材山水作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是傅抱石山水画创作的鼎盛时期。1960傅抱石率江苏省国画院的画家进行旅行写生，他在写生过程中将历代山水皴法与地质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不断尝试新的笔法，画风更加自由奔放，笔墨更加潇洒雄健。

  此图笔法随意中蕴含着秩序，秩序中隐含着变化，理性的控制与激情的奔涌均出现的画面上，既有徐青藤淋漓豪肆的痛快和气势，又具咫尺千里、气象万千的壮阔与苍茫。既看到清晰的山体轮廓，亦看到以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结构的笔法。他只将色用于关键部位，且有敷染、点、深浅的区别，既显示了黄土高坡的地方特色，又象征着朝阳与曙光的明丽。

  此图构图规整，右侧群山巍峨，左侧较为开阔，宝塔山的位置靠左靠后。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性建筑，在所有关于延安的作品中，宝塔山是不可或缺的，傅抱石在此图中以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延安，既包含全景，亦凸显了体现革命圣地意义的景观。

  此图集写实的场景与富有想象力的笔墨于一体，是傅抱石“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的代表，展现了其顶峰时期的山水画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此图右下角的印章“待细把江山图画”，是傅抱石先生晚年极少用的一枚闲章，据称只用于重要的作品之上，这枚闲章也正是他泼墨挥毫,描绘祖国壮丽山川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