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从老家离开时，我拿走了这个桧木多格柜。在满屋子老家具的现在家里，这是唯一一件由家族传承下来的物件。

  家里曾是日式木造楼房，三十多坪的房子却有两座楼梯，其中一座更有可让三四人错身的气派，这么挥霍的空间设计是现在很难想像的。

  多格柜是祖父的，小时候我常在他房间里轮番打开每格抽屉，希望能有惊喜。

  当然，抽屉里的东西从不曾改变，是老人弃置遗忘的陈年药包，年代久远不知为什么被收起来的各式纸条，早已停摆废弃却舍不得丢掉的旅行闹钟，一大把不知年代的日本镍币，放大镜与老花镜等被世界遗忘的杂什。

  木造房子后来拆除，许多老家具如菜橱、衣柜、书桌与波普风沙发都不知所终。但这个多格柜却幸运地免于屋宇搬迁改建的兵荒马乱，跟着祖父一起搬进钢筋水泥的新居，如是又二十年。

  长大后我便未再碰过这个柜子。

  祖父更老了，胡乱地在柜门与抽屉间钉上锁头，紧锁着他的贵重物品。多格柜沉默地看守着祖父晚年时俯仰终日的二楼一角，成为水泥房间里与老人一起在时间里停止的事物。

  最后一次返回老家时，我仔细地翻检已经荒芜的七层楼的各个角落，想把属于自己最私密的记忆涓滴不漏地带离。当时我还不懂得老家具的珍贵，对于台湾民艺也一无所知，心里只是充塞着不舍，不忍让一件件伴随自己长大的器物终被遗弃、忘却，沦落到陌生人之手。于是在祖父的房里我抱起这只柜子，让它跟我离开。

  一眨眼几年过去了，我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个柜子。直到我渐渐热衷起老东西后，终于拆除柜子上的锁头，把凌乱的钉痕略事补缀，重新摆放在一张桧木账务桌上。柜子抽屉里有一只旅行闹钟，钟面是浓亮的黄底粗黑大大的数字，外面包覆着暗底碎花布。钟已停摆，旋紧发条亦毫无动静，十多年来一直被遗忘在桧木柜某层抽屉的底部。那时仍是我每周六清晨勤赴跳蚤市场的年代，市场里总有一个席地而坐的钟表师傅帮古董表迷修理他们找来的各种老手表。我把闹钟拿给师傅看，他立刻拆开机芯，拨了一下簧片，要我一周后来取回。

  一周后再看到钟表师傅，他仍如常蹲坐在一把矮凳上，像是想将整颗脑袋钻进手中被开膛破肚的表壳里。他从表壳里抬头看到我，便从脚边几个塑胶皮包里翻找我的闹钟，找到后很有耐心地拨转指针到准点，又试了闹铃后才交给我。

  回家后我旋紧闹钟发条，仔细地将钟面外围包覆的铜圈擦上油，放在桌上时便能听到钟壳里传来强劲响亮的机械滴答声，好不吵人。几个小时后，我接到妈妈的电话，祖父去世了，享年九十七岁。

  现在我留下这个漂亮的柜子与闹钟，即使未来再有什么波折，能看到这件沉静陪伴我度过童年的苍老家具还在那里，心里便感到安慰了。

  杨凯麟《祖父的六抽小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