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飞宇

  杨苡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9月生于天津。著名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译作《呼啸山庄》至今已再版数十次，其精装本被英国勃朗特纪念馆收藏；曾获首届紫金山文学翻译奖。

  那以后，十七岁的静如（杨苡）和伟大的巴金开始了他们的“世纪友谊”…… 你要想知道巴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从《青青者忆》开始吧。《青青者忆》告诉了我们两件事，一，平凡是如何抵达伟大的，二，伟大怎样才能抵达平凡。说白了，巴金和杨苡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文学的故事。

  在南京，有一堆关系松散的朋友，这些朋友见面之后都要这样问一句：“最近去看杨苡了吧？”对外，我们都说“杨苡先生”，但是对内，我们都直呼“杨苡”，这是我们的一点小虚荣，都直呼其名了，足以证明“杨苡先生”是“自己的人”。

  先生生于1919年，她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是1935年，那一年我的父亲刚好一岁，而我的母亲还没有出生。在我的心里，先生自然是泰斗一般的人物。可这个泰斗一般的人物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和力，二十年前吧，对，是二十年前了，我刚满三十岁，而杨先生也还“小”，才七十多，我和先生在一个会场里相识了。先生很安静，端坐在遥远的角落里，通身洋溢着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贵与优雅。一位长者把我拉到先生的面前，把我介绍给了先生。杨苡先生望着我，说：“你教我写小说吧。”我说：“好的。”回头一问，原来是杨苡，翻译《呼啸山庄》的那个杨苡。我臊得不行，轻狂啊，轻狂，可再怎么轻狂也知道羞愧，好长时间我都不愿意再见到先生。真的到了再见面的时候，先生一点责怪的意思也没有。嗨，也是的，先生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她哪里能介意一个毛头小子的冒失。

  有一件事情我是自豪的。是2007年还是2008年？资中筠先生和陈乐民先生来南京大学的中美中心讲学，我去看望他们。闲聊的时候我们怎么就聊起杨苡了，资先生愣了一会儿，突然说：“我们大约有好几十年没见面了。”这句话有点吓人了，很辽阔，从这头都望不到那头。我冷不丁地冒了一句，说：“前几天我还去看望过她呢。”陈乐民先生似乎不相信，就好像我说我们家有故宫的藏品似的。陈乐民先生说：“我们去看看她，——方便吗？”我的胳膊一抬，说方便哪，下了楼几分钟就到。是的，无论是资先生还是陈先生，他们再也想不到“下了楼几分钟”就可以见到杨苡。——历史就是这么个东西，它有多复杂就有多简单，十几分钟之后，资中筠先生和陈乐民先生真的坐在了杨苡先生的客厅了。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就在“好几十年前”，就在天津那时的英租界昭明里，少女杨苡和少女资中筠曾经是邻居。那以后，十七岁的静如（杨苡）和伟大的巴金开始了他们的“世纪友谊”。

  陈乐民先生仙逝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记录了这次见面。我附带记录了两位世纪女性的美。是的，我很负责任地说，是美。时光是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绵软、缓慢，却坚决，它能把遗传、教养、学识、修为、智慧与心性耐心地组合起来了，变成待人与接物、言谈与举止，一颦与一笑，一句话，变成一种特别的风度，和光同尘，月明风清。我要承认，这样的风度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那是“讲究的岁月”在她们的身上留下的非物质留存。

  有一件事情杨苡先生也许不知道，在她和资中筠、陈乐民先生见面的时候，我是幸福的。这是一次普通的见面，没有任何“远大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仅仅是一次礼节性的见面而已。我什么都没有见证，但是，我见证了。从头到尾，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只是幸运，幸运的人是不该说话的。往事历历在目，可陈乐民先生已经永远地缺席了，再听他们三个人说话，不能够了。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要说，想象比记忆重要；作为一个人，我想强调的是，记忆比任何想象都要珍贵。

  我和杨苡先生的交往并不多，可是，因为年纪的差距，我和杨苡先生的每一次交往都特别地快乐。为什么呢？在先生面前，我可以“童言无忌”。我是一个吐噜嘴，偶尔会“吐噜”出不太得体的话，杨先生不介意。其实杨先生自己也是一个吐噜嘴，用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我都这个年纪了，我还在乎什么？”面对不喜欢的事、面对不喜欢的人，杨先生的风格是快刀斩乱麻，一两句话就“吐噜”了，那可是稳、准、狠的。别以为杨先生足不出户，她什么都知道，因为她每天都在阅读。她的视力和记忆力是我这个“小帅哥”没法比的，嗨，“小帅哥”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视力和记忆力都远不及先生。

  马年的春节前，赵翼如女士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说，杨苡批评你了，说“飞飞”好久都没来了。我一想，也是的，好久都没去看望杨苡了。说去就去。我给先生带去了一本《苏北少年唐吉诃德》，这是我的新作，先生回送了一本她的新书，《青青者忆》。这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是《巴金研究丛书》中的一本。我在当天的夜里就把这本书读完了。和陈思和、李辉、周立民的专著比较起来，这本书真是太独特了。在未来的巴金研究中，我敢说，这本书不可或缺，它的立足点不是学术，是人生。你要想知道巴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从《青青者忆》开始吧。《青青者忆》告诉了我们两件事，一，平凡是如何抵达伟大的，二，伟大怎样才能抵达平凡。

  说白了，巴金和杨苡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文学的故事。文学，嗨，一个多么无聊的东西，在今天，你怎么轻贱它都无所谓了。但是，不要着急，在我们的上一辈、上上一辈那里，文学，它是多么地贵重。在“写”的那一头，文学是贵重的，在“读”的这一头，文学依然是贵重的。这样的贵重其实和文学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它关乎生活，它关乎生命。这里头有一个天大的秘密，也可以说天大的常识，——当你还在意生活的意义、还在意生命品质的时候，文学它势必贵重；相反，如果你视生活为草芥、视生命为蚁蝼，文学它只能降格为“鱼鳖”。

  杨苡先生自己就是一位作家，一位翻译家。她的作品《自己的事自己做》、译作《呼啸山庄》已然成为我们文学记忆中的瑰宝。但是，那一代人毕竟是那一代的人，他们见证过大的时代，面对过大的灵魂，他们始终怀揣着一颗谦卑的心，无论杨苡先生有过怎样的成就，先生始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读者”，一个巴金的“读者”，一个文学的“读者”，一个生活的“读者”，一个生命的“读者”，一个灵魂的“读者”，一个自由的“读者”，——如斯，人生之中一种最美妙的关系浮现出来了，那就是创作与阅读的互文，文学和生命就是这样相得益彰的。

  恰恰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读《青青者忆》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我对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都坚信不移，另一方面，我在时间上始终有一个错觉：总觉得书里所记录的一切都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像穿越，像传说，带有隔世的色彩。说到底，那样一种动人的“互文关系”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可以证明这种“互文”的，是活着的、健康、敏锐的、偶尔还会“吐噜嘴”的杨苡。巴金对杨苡说：“长寿是惩罚”，我想告诉杨苡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要相信巴金。长寿是奖励，是荣耀，这奖励与荣耀不只是给你的，是给中国的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