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3年3月19日，菲律宾马尼拉，民众手持蜡烛在最高法院外举行集会，支持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法案”。据悉，菲律宾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了“计划生育法案”，2013年12月29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签署了该项法案，使之成为正式法律。由于天主教国家不允许避孕和堕胎，这项法令规定夫妻可以采取避孕措施、有堕胎的权力。但遭到教会及支持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此法律会鼓励民众滥交。

  根据亚洲文化的传统眼光，堕胎是不检点的标志，有些人甚至认为堕胎的主要人群是那些在色情场所服务的失足少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女性的堕胎比率非常之高，其中大部分都是已婚且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妇女，她们堕胎的目的是控制孩子数量。但因为这些国家的政策禁止堕胎，于是催生出一个非常发达的地下堕胎产业。美国《外交政策》记者汤姆·亨得利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采访，为读者揭开了这个地下产业的冰山一角。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雅加达的堕胎诊所

  作为记者，汤姆·亨得利并没有卧底的打算，但是他依然清晰地看到了东南亚地下堕胎世界的边缘。一个60多岁的老外和一个20多岁的当地漂亮“女友”游荡在雅加达的街头，这本身就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当他们让人力车夫送他们去拉登·萨拉赫街时，车夫调转头来，给了他一个会意的眼神。拉登·萨拉赫街正是那些遇到“麻烦”的女孩要去的地方。

  这条街上充满了小商店和低档的小旅馆，一眼看上去，并没有任何异常。直到车夫放慢车速把车停下，一群青年男子簇拥到面前，把他们的脸凑到这辆小小的三轮车里时，亨得利才意识到他们已经抵达了目的地。

  “你需要帮忙吗，小姐？”

  “你需要诊所吗？ ”

  亨得利的“女朋友”乌尔玛·哈延托实际上是一名28岁的记者，在这里充当亨得利的翻译和摄影师。她幸福地嫁给了一个金融顾问，并且有一个7个月大的儿子。

  在众多的招揽生意者中，乌尔玛选中了最能吹的一个，她说：“是的，我们正在寻找一个诊所。”

  那个招揽生意者跳上了他的摩托车，并示意乌尔玛和亨得利的车夫跟着他。“我们要把这出戏演完。”亨得利低声对乌尔玛说。

  先右转、再左转，过了几条街后，亨得利一行来到了一个绿树成荫的住宅区，停在了一个有围墙的住宅大院门前。经过粉刷得整洁的墙面显示，他们抵达的是一个有执照的妇产科专家门诊，而不是黑市的医疗窝棚，这让亨得利稍许有些失望。一个面露凶相的年轻男子站在门口充当守卫，他打量了亨得利他们一番，然后同样会心地朝他们和司机点点头，打开了大门。一行人鱼贯而入，穿过阴凉的庭院，走进接待室。接待室的人不多，但是很干净。

  接待台后面一个裹着头巾、很可爱的年轻女子请他们坐下。还有另一对情侣坐在角落里，等着轮到自己。从他们的年龄和外表，乌尔玛判断他们是手头宽裕的大学生。那名年轻的男子似乎一直在试图安抚女子的情绪，而那名女子看上去很痛苦。当护士喊他们进去后，接待员把注意力转向了乌尔玛，她开始询问乌尔玛的健康状况和病史，这都是一些常规的问题，不过那个接待员每次都会热情地喊乌尔玛“亲爱的”。

  乌尔玛也提了一些问题：

  “开这家诊所的医生会亲自做手术吗？”

  “是的。”

  “手术之前会打麻药吗？”

  “是的。”

  “手术大概要多长时间？”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可能不会超过30分钟。”

  “手术要多少钱？”

  “每个手术的情况也不一样，大概400美元左右。”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印度尼西亚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500.1美元。在接待员和乌尔玛对话的时候，亨得利默默记住了挂在墙上的医疗执照的资料。

  接待员告诉乌尔玛，医生正准备对她进行初诊和超声波检查，这时乌尔玛承认，她自己并没有怀孕，她是替一个“朋友”来查看诊所的清洁和安全状况的。

  对于乌尔玛小小的欺骗伎俩，接待员似乎并不感到惊讶。她告诉乌尔玛，必须让她的“朋友”亲自来才行，她给了乌尔玛一张医生的名片，并告诉她要打电话预约。

  大院外，车夫在等他们。他告诉亨得利，他来过拉登·萨拉赫街很多次。“每天至少一趟。”他说。

  接着他转向了乌尔玛，试图让她放心：

  “不要害怕，小姐。他们只要把它从你的身体里吸出来，就大功告成了。”

  欢迎来到印尼的地下堕胎世界！

  堕胎：东南亚历史遗留问题

  亨得利和乌尔玛的简短遭遇表明，虽然堕胎在印尼是非法的、受到高度限制的，但是一个中上阶层的印尼女子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个称职的医务人员帮助她进行人工流产。

  虽然亨得利他们遇到的是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但是在印尼和它的邻国菲律宾，堕胎被认为是不安全的。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这两个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4%-16%，其中很多死亡病例就是不安全堕胎造成的。此外，每年还有数以万计的妇女因为不安全堕胎造成的并发症住院。

  印尼每年大约有200万堕胎案例，大约每1000名育龄妇女中有37人堕胎，这个比例仅次于越南。菲律宾的堕胎率也高得惊人，每年大约有60万例，每1000名育龄妇女中有27人堕胎。

  如此高的堕胎率显示了两国公共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两国希望能有相应的替代措施。菲律宾国会已经通过立法，将向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妇女提供现代避孕药具；印度尼西亚则希望规范堕胎行为，取缔地下堕胎诊所。

  东南亚的堕胎问题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17世纪荷兰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尼西亚处于农业社会。妇女结婚很早，生孩子很多，因为保持大家庭既是经济上的必要，又是幸福的标杆。到了20世纪初，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进入工业时代，对于涌入城市的工薪阶层来说，大家庭显然不再符合生活的需要。当时的荷兰统治者宣布任何情况下堕胎都是非法的，这是符合欧洲当时的思想的，但却不符合印尼的实际情况。1949年印尼独立后，这部1918年由荷兰人制定的反堕胎法一直有效。

  刚刚独立后的几年，人口的高出生率被当作提高国家威望的表现得到鼓励，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代避孕药具的出现让苏哈托政府认识到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当时美国已经开始支持普通家庭有计划地生育孩子和安全的人工流产行为。在印尼，虽然反对堕胎的政策依然写在纸上，但医生已经开始悄悄地把这些法律抛到脑后，帮人堕胎。

  2009年，印尼国会通过卫生法律，当一个女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可以堕胎，前提是她的丈夫同意，且经过和宗教当局协商后得到批准。

  印尼：以堕胎为耻的“耻感”文化

  美国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曾经创造出术语“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来解释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的某些差异。西方社会秩序依靠“罪”的概念来维持，通过不断加强个人的“罪感”和“内疚”来惩恶扬善；而亚洲社会往往依靠公众的“耻辱感”来维护社会秩序，消解恶行对良好行为的威胁。具体到印度尼西亚，“耻感”文化最强烈的表现就是回避或否认禁忌话题。不论男女，只要亨得利提到堕胎话题，印尼人都会感到很不自然，会避免与亨得利有直接的眼神接触。印尼女性很少承认自己有过堕胎经历，不是因为害怕触犯法律，而是感到羞耻。

  曾对印尼做过广泛研究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赫尔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我发现了大量的印尼妇女终止妊娠的例子，她们并不会因为堕胎而有任何的罪恶感，但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将堕胎的事瞒住家人和公众。”

  “你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尽量避免谈论堕胎，即使谈到时也用了一种脱离实际的方式，”赫尔告诉亨得利，“他们的文化让他们不想讨论这些道德问题。”

  所以，印尼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搜集到的堕胎官方数字低到荒谬的程度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堕胎权利活动家的活动圈子相当有限。

  在菲律宾人工流产是一个热点政治问题，在印尼并不是。印度尼西亚大学性别和性行为研究中心负责人埃尔文·希达雅娜说：“在我们这里，这不是政治的一部分。大多数人认为堕胎是可耻的事情，你不会找到太多愿意挑战这个公共道德的政治家。任何提倡性教育和安全的人工流产的政治家将肯定是一个失败者。”

  亨得利在印度尼西亚参与过的每一个有关堕胎和孕产妇健康的话题中，似乎都流行“性自由”这个词。对于印尼人来说，这个词概括了他们通过从电视和电影中看到的负面东西推测出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放荡生活。连那些同意放宽对堕胎的限制的女人都对亨得利说，她们认为性教育就是在教孩子们如何享受性自由的快乐而又能通过避孕药具和安全的堕胎来免去麻烦，这就是在教年轻人滥交。这里的传统看法认为，那些滥交的女人是最主要的堕胎人群。

  实际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印尼堕胎者约三分之二是已婚妇女，其中将近一半已经至少有两个孩子。她们的怀孕是个意外，一般应归咎于现代避孕药具的缺乏。该研究还表明，很少有20岁以下的女孩寻求堕胎。

  但实际的调查研究敌不过深深植根于这个社会的强大的“耻感”机制。怀孕的女学生被开除出校是不容置疑的普遍做法，但却很少有男学生受到惩罚。在国家的新闻媒体上，对堕胎诊所“突然袭击”之类的“绯闻”要比重大公共健康危机的严肃报道更为常见。对于任何一个有过堕胎经历的女人来说，如果她的秘密被人知道，她很有可能会被贴上“滥交”甚至“杀人犯”的标签。如果她是单身，她的结婚机会就会大大减少。更有甚者，她的耻辱会波及家人，因为她的“丑行”意味着她已经背叛了自己父亲或者丈夫的意志，而这对于男人来说就是耻辱。

  仔细分析，这些观念并不完全来自“耻感文化”，而是深深植根于父权社会。听到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彻底国际化的年轻女子说她不相信自己的身体只“属于”自己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是印尼大学性别研究计划的研究员狄安娜·帕卡西有针对性地解释道，一些当地非政府组织受到世界上最有威望的妇女权益组织支持，于是试图将“西方价值观”强加给当地人，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根深蒂固的印尼价值观的力量，一个错误导致了感情的伤痕累累和生殖健康方案的无效。

  “在我们的文化中，你必须考虑你父亲、你丈夫和整个大家庭的意见，”帕卡西告诉亨得利，“在你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你的穿着、你的婚姻以及你和你丈夫的关系，都需要聆听家族的意见。”

  印尼最主要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唐佳尔·帕维斯特里说：“即使在妇女团体，你也会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对堕胎权的争取。有很多人认为‘我的身体不是我自己的，它属于我的父亲、我的丈夫、我的家族。”

  菲律宾：堕胎是一个政治问题

  菲律宾的情况和印尼大不一样。菲律宾人不介意公开谈论堕胎，在马尼拉，一个妇女如果意外怀孕，她可能会去教堂寻求安慰。教堂外还会有一些卖护身符的小贩，据说那些护身符会保佑妇女的生育能力。市场上堕胎药也很常见，有些就是当地自制的中草药。

  亨得利对一种草药很感兴趣，于是在去年春天的一个周日早晨找了菲律宾资深女记者索尔·万齐带他购买。索尔已经60多岁了，此前带另一位美国记者在同一家药店购买过药物。那一次，她对卖药水的女人说那个美国记者是她的“洋老公”，他们来是为遇到“麻烦”的孙女买药。这一次，索尔向店主提到自己以前来过，于是她和亨得利跟着店主走到放满了各种传统药物的摊位。亨得利的存在显然让店主有些吃惊，但是索尔对她说：

  “你还记得我的外国丈夫吗，我们大约一年前来过你这。”

  “啊，是的，”女店主带着不是太相信的神情答道。

  “现在，我们的另一个孙女遇到了‘麻烦’。”索尔解释道。

  这句话勾起了店主的回忆，她看上去消除了戒心，并给了索尔一个会心的微笑。“那就是你嫁给外国人会发生的事，”她打趣道，“你的混血孙女可能很漂亮。”

  她把手伸进藏在桌子底下的篮子，拿出一个装满了浓稠的棕色液体的威士忌酒瓶，酒瓶的标签已经被撕掉。她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说明，然后告诉索尔和亨得利，每次三分之一杯，每天三次，饭前服用。

  店主收了亨得利和索尔大约3美元，还留了电话号码，以防出现问题。

  就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而论，菲律宾是个例外，至少在堕胎问题上是如此。通常情况下，菲律宾人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谈论让人尴尬的问题，但是有关堕胎问题的辩论是公开的，而且争得非常厉害，这说明，堕胎并不会让菲律宾人感到“羞耻”。

  菲律宾1987年起草新宪法，其中有“保护受孕胎儿生命”的条款。

  将近30年后，人工流产仍然是严格禁止的。虽然菲律宾每年有大约60万起堕胎案例，而且数字还在上升，但这些堕胎几乎都是非法的。

  大多数菲律宾人很乐意保持现在这种状况。“民意调查机构甚至都不问这个问题，”菲律宾生殖权利运动主要活动家之一朱尼思·梅尔加医生说，“大多数菲律宾人同意，堕胎是不道德的，只有大约50%的人说他们会接受强奸和乱伦案中的堕胎。”

  亨得利去年5月抵达马尼拉，当时政治菲律宾举行选举。总统阿基诺三世几个月前刚刚签署了一份有关生殖健康的新法律，法律并没有提到堕胎，但表示会给贫困妇女避孕药津贴。调查显示，70%的菲律宾人支持这项法律，但是传统的宗教势力极力反对，这对阿基诺三世政治团队的竞选活动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投票结束几天后，亨得利和刚刚当选为菲律宾国会议员的力托·阿迪恩扎在一起闲聊，阿迪恩扎是1998年-2007年间的马尼拉市长。担任市长期间，阿迪恩扎宣布马尼拉是一个“反堕胎的城市”，并且希望在全市禁止使用避孕药具。他成功阻止了公立医院和诊所派发避孕药，但没能全面禁止使用避孕药具。

  阿迪恩扎现在依然在马尼拉很受欢迎，在选举十分焦灼，总体结果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他的当选却几无悬念。他是反对堕胎的宗教势力的宠儿。

  2013年，菲律宾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印尼也不甘落后。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快速的城市化，以及家庭小型化的需求形成持续压力，导致这两个国家的夫妻倾向于少生孩子。短时间内，堕胎的案例可能会迅速增加，但从长远来看，因为现代避孕药具的使用，堕胎的案例会大幅下降。

  在马尼拉市场走访了一圈后，亨得利回到了自己的酒店房间。他打开了买来的棕色粘稠药水。马尼拉的一名医生告诉他，没有证据证明这种药水能够导致流产，只有饮用这种药水过多导致孕妇生病从而造成流产的情况。亨得利在自己的手指上蘸了些液体，然后把手指放到舌头上。药水有止咳糖浆的味道和质地，里面似乎还掺了些灰尘和臭鸡蛋，有一股硫磺味。亨得利很难想象一个女人能喝掉这一整瓶恶心的东西，除非她实在是走投无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