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绝对的好消息。全国28个省市区两会上，都传来“三公”经费下降的信息，降幅最大的浙江省，达到30%；很多地方都超过了10%；最少的地方也降了5%。

  又有消息说，2013年前三季度，中央国家机关用水量、用电量、公务车用油量、领导出访乘坐专机包机量、乘坐民航班机量，都在下降中。

  这已是在前几年刚性要求下降20%，并不得上升后的再下降。考虑到这一层，“三公”经费的下降，就更显得成绩不小。

  “三公”经费的下降是否已经达到人们满意的程度，恐怕不能乐观，但“三公”经费降低，加上“反四风”的落实，再加上反腐措施的加强，显然已经影响到公务人员的“隐性福利”，以至于近些日子，还出现了有公务人员倒苦水、要辞职的报道。

  现在，“三公”经费降下来了一些，人们还在疑惑，为何有的地方降得多，有的地方降得少？多和少差异那么大，是起始点不同，还是降支出的力度不一？要靠制度而不靠觉悟降“三公”经费，也已经被媒体提出。

  降“三公”经费还有余地，社会也期待着“三公”经费继续下降，控制“三公”经费的制度完善起来，至少人大对经费预算的审议要更加全面、更加有效。

  但另一个问题也不可忽视，那就是：“三公”经费下降了，降下来的钱要用到哪里去？“三公”专指公款招待、公款用车、公款出国，这些钱是降了，但也有可能用到那些看似必要的公务支出上去。制度严了，有的单位预算花不完，发愁怎么用法。如果不用完，明年预算要减，不用于“三公”，不能乱发乱花，但可以买办公用品啊，而办公用品又所指宽泛，电脑、手机、照相机、电脑耗材、配件等等都是，谁知道会买些什么来。

  可以想见，”反四风“之下，办公用品的支出恐怕也不好增加太多，但减少了的“三公”经费是用到了民生上面，还是用到了别的地方，是值得关注的。近一年间，公款支出上的堵漏措施出台了不少，不仅是“三公”，盖楼堂馆所不行，发实物不行，乱发钱不行……种种不行之下，钱的去向受到限制，增加了直接用于民生改善的可能，但财政的钱，可用之处太多了。

  我们之前不乏徒耗民力的事情，如果要做，真是不难。有太多的事情可以“投入又有回报”，而改善民生是纯粹花钱的事情，所以地方政府并非不存在把钱投向“更有效益”的地方的动力。这些年来，人们已经习惯“免费午餐是不可能的”、“不养懒汉”等道理。福利不可以期望太高，保障改善步伐不可能太快，这些“道理”，都可能让人习惯于有钱不把改善民生作为优先，“没有条件投入民生太多”了。

  应当有一种机制，不仅报告“三公”经费降低了多少，而且报出降低了的经费又作了什么安排。人大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预决算报告，不能满足于“三公”经费降低，而应注意在新的安排中，更多的款项投向了哪里。按道理，人大还可以要求政府将减少的“三公”经费直接转化为民生投入，可以要求政府增加民生投入的比例。

  “三公”经费过高，挤占民生投入的费用；“三公”经费有所下降，民生投入应当高起来。最低生活保障、困难人群救济、普通人群的生活改善、公共民生设施的完善，政府的可为之处甚多。在减少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之后，政府也应当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履行公共服务的责任。如果说“三公”经费还要继续下降，还只是一时的焦点，增加民生改善的投入，则应是政府治理行为的大方向。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