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现代快报记者第一次和刘玉坤取得联系。这时,这名21岁的大学生已经赶到南京。他的姐姐3个月前加入了一个传销组织,还交纳了69800元“人头费”。姐姐打电话约他来南京玩,他就悄悄联系记者,想救出姐姐。
昨天,姐弟俩总算被浦口区工商局的执法人员送上了返回河南的火车。刘玉坤说,这一个多星期来,他守在姐姐身边,就是为了多了解传销的情况,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识破这个骗局。
现代快报记者 孙玉春
爸爸从河南赶到南京,都没劝回女儿
1月13日,刘玉坤告诉记者,说他已赶到南京浦口,刚刚和姐姐见了面。
刘玉坤老家在河南周口市郸城县的农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三个姐姐。一家人中,他算是学历最高的,在上海大学读本科二年级。在南京的是他二姐,大专学历。
二姐27岁,此前在南通富士康公司工作。3个月前,她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被约到南京,此后就留了下来,并且多次向亲戚借钱,后来还向男友借钱,男友辗转得知她在搞传销,坚决不借。
刘玉坤的父亲知道此事后,专门从河南赶到南京。可是女儿没有回家的意思,他气得一个人回了老家。“我爸说以后不管我二姐了。”刘玉坤说,姐姐约他来玩,正好学校放寒假,他就来南京了。
“其实,她的目的,可能是叫我加入传销,也可能是想让我知道她干的事是正当的。”刘玉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姐姐带出来。
大学生小刘的“卧底一星期”
头两天,姐姐和室友带他逛夫子庙游玄武湖,还帮他买了一双鞋
接下来5天,他们带他出去听课,还去五口之家串门,增进感情
很快,刘玉坤用短信传来了他们的住址——浦口江岸水城38幢某单元10楼。他还告诉记者,刚来的两天,姐姐和同宿舍的一男一女带着他到夫子庙、玄武湖等地方玩,出手非常大方,还帮他买了一双鞋子,“姐姐和室友看起来很开心,相处也非常融洽!”
两天就这样过去,丝毫没有谈到传销的事。1月16日,同宿舍的三个人开始带刘玉坤出去“听课”。他连着听了5天的课,讲的都是关于传销的“大道理”。这些讲课的,也都是跟他姐姐情况类似的人,住着出租屋,有的条件还很简陋。“彬彬有礼,很守纪律。”小刘说,二姐在室友中算大的,另外两个都是二十三四岁,一个是江西的,一个是湖南的。
一天里,有4个时段要出去串门,分别是上午9点到10点、10点半到11点半,下午3点到4点、4点半到5点半。
刘玉坤说,他们每天去4个地方,分布在4个小区。到了楼下,如果还早,他们会等到规定的时间再上楼。在外面碰到不是本宿舍的,不能打招呼。另外,不在串门对象家吃饭,3个室友轮流做饭,AA制。大家从不做书面记录。
“其实,他们就是互相洗脑。”刘玉坤说,主要是说他们的“生意”正当,是国家支持的,交了69800元,3年可以赚1040万。刘玉坤曾反驳过讲课的人,可是对方听了之后,只是笑笑。
“我觉得他们可笑,他们反过来觉得我很可笑,很幼稚。”刘玉坤说,晚间有时还有“温情”串门,他参加过一次,那是一家五口(两个老人、一对夫妻带一个三四岁的孩子),都在做传销,“大家只闲聊增进感情,他们好像也非常开心。”
开门前,弟弟发短信:“他们都是好人,对他们不要太凶”
记者和刘玉坤短信约定,22日中午,趁三个室友都在家时上门。刘玉坤说,姐姐根本不想离开,他甚至不敢劝说。那么,现实的办法是强行带离。
昨天中午,浦口区工商局经检大队的杨震宇大队长、曹建军副大队长带着两名执法队员,和记者一起赶到38幢10楼。记者发出短信,小刘将门打开。在这之前,小刘在短信中恳求:“他们都是好人,对他们不要太凶。”
几人正在吃饭,看到执法人员,他们很平静,面带微笑。执法人员先收缴了他们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过,当打开手机时,所有的联系信息全都没有,电脑中也没有关于传销的内容。
三人中,那名男子姓吕,他说自己是来南京玩的。而另一个姓宋的女孩,说自己也是来玩的。“你们住了几个月?”“两个多月。”“两个多月就这样游手好闲?”执法人员问道,吕某只好承认是来做传销的,已经交纳了69800元。
最奇怪的是刘玉坤的二姐,她一开始说自己是在上班,后来看到弟弟指证,就变得很配合。执法人员分别对3个人“反洗脑”,她基本不说话,直接同意跟弟弟老家,“没问题,我马上收拾东西。”
“不过,三人还是听进去了一些。”曹建军说,这三人是刚加入的,属于传销网络中的最底层,也是受害者。这样的情况,通常是说服,之后再尽量送回家。
姐弟俩终于上了回家的火车,希望姐姐真能回心转意
昨天下午,刘玉坤姐弟跟着执法人员,赶往南京火车站。出门前,刘玉坤收掉了姐姐的两张手机卡,当场扔掉。
姐弟俩原准备先到安徽亳州再转车,可那趟列车的票没有了。工商人员紧急联系车站民警协调,民警得知是解救传销人员,让姐弟俩上车后再补票。
在等车过程中,姐姐对执法人员和记者说“辛苦了”。记者询问她以前的收入,她说是三四千元。“以后挣钱的时间还长,不要干这个了。”记者说。她点头。
曹建军说,传销人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劝说他们其实非常困难,他们强调“平等相待”“互相关心”,这对于多数是打工者出身的人来说,反而比亲人更有说服力。所以最大的着力点还是以情感化,“这算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很多人借了高利贷参加进来,父母重病缠身,有的抛下孩子,这些都是危害社会啊。每解救一个传销者,其实就是拯救一个家庭。”
看着姐弟俩终于汇入了上车的人群,曹建军欣慰地表示:“没有白忙!”
不过,不知这位小刘姑娘,最终能否彻底回心转意呢?
怎样应对执法人员
怎样对待陌生人
怎样守住“内心的坚持”
这些传销人员很有一套
他们是怎么传销的?加入的人一般要交纳69800元,交钱后,就有资格去吸纳新的参与者。
“就是纯资本运作。”杨震宇说,其实就是发展人头,下线发展得越多,上线提成就越高。
这种传销和传统的传销有很大区别,首先是不限制人身自由,“他们都来去自由,不收手机,不押身份证”,靠的就是所谓的“内心坚持”。
其次,这种传销没有任何产品,交纳69800元后,上一级会返回19800元,这笔钱被用来支付各自的房租、每天的饭钱。“他们所做的一切,一是逃避打击,二是维持传销人员的基本生存。”杨震宇说,以往传销者往往聚集开会,可是这种新形式的“纯资本运作”,不开大会,只开小会,而且传销者都是以家庭形式租房居住,相聚容易,分散也容易。对于串门一事,一位执法人员说,这种串门并不产生经济价值,目的就是“互相催眠”。退还的19800元就是生活费,因此,参与者要尽可能发展下线,否则就难以为继。
另外,传销人员会结合社会现实和城市建设,说他们是获得国家暗中支持的,是在积累民间资本,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刘玉坤说,“他们称,浦口天润城这一片都是为他们而建的,目的是容纳他们这么多五湖四海的人。”
碰到陌生人,不打招呼也不开门。他们的解释是,不打扰本地人的生活,本地有很多地痞流氓。
民警有时因为达不到处理标准就放了他们,他们的解释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证都是有登记的,属于“政府内部人”。他们即使面对执法人员,也要微笑甚至倒水,目的是“培养现代化的、有知识有胆识的商人。”
他们认为,平均用3年时间,就可以赚到1040万。“但他们连公司都没有。”据公安机关查证,这些钱只能在组织内由下一级打给上一级。
“我们和公安查过很多,最后发现钱的链条突然中断了,在某一级时在POS机取现,有时候汇到地下钱庄洗掉了。”曹建军说,而这些底层的传销人员,根本不知道“老总”长什么样,“即使见到一些号称很有钱的,其实也是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