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关于西安事变,至今仍有诸多未澄清的问题: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
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费时多年,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此书,讲述了杨虎城将军为了促进团结抗日、实现民主,首倡“兵谏”捉蒋而因此丧失军队、惨遭杀戮的悲壮人生,披露了西安事变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上期回顾]
杨虎城提出了“捉蒋”的建议,说必要时可以把蒋介石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
在与张学良结成政治同盟的同时,杨虎城与中共中央也逐渐建立起了新的关系。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可谓源远流长,从1922年他蛰居陕北榆林时开始到西安事变爆发,这14年中两者的关系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蒋介石“清共”“剿共”等严酷考验,其间,有高潮有低谷,有合作也有误会。
最初在1922年,杨虎城坚持靖国军“护法”失败后,在榆林养病期间,就结识了正在榆林中学任教的共产党人魏野畴。
魏野畴(1897—1982),是陕西兴平县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参加过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后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创建了陕西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与杨虎城长时间的交往和深谈中,魏野畴详尽地向杨虎城讲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这一革命学说的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政治形势,并诚恳地指出杨虎城屡遭失败的症结所在。魏野畴以其科学的理论、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知识深深地赢得了杨虎城的敬重,从此,两人成为亲密的朋友。
1925年夏,为了改造军队,杨虎城接受了魏野畴的建议,效仿黄埔军校在陕西耀县创办了三民军官学校。由杨虎城兼任校长,魏野畴担任政治部主任。聘请了刘含初、赵保华、吕佑乾等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在部队里实现了国共合作。
由此开始,共产党的组织进入了杨虎城的部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杨虎城认为此举违反了三民主义的原则,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路线。他不但不在所属部队中“清党”,反而接受和藏匿了一批被其他部队清理出来的共产党人,在他的部队继续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
赴日后,杨虎城对日本社会的民主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发现日本政治完全由一小部分金融寡头、垄断资本家、政客和军人控制着,广大人民并无参与政治的权利。但由于当时军国主义者还没有完全控制国家机器,所以日本社会还维持着一定的民主状态:各种书籍包括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可出版发行;各种政治组织还可以公开活动。
他认识到没有民主,只想建立专制,是中国动乱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洋军阀如此,蒋介石执政依然如此。这些认识为他后来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在策划发动西安事变时提出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八项主张都起了决定作用。
在此期间,中共东京支部对杨虎城也非常关注。
通过对杨虎城的接触了解,东京支部认为应该发展杨虎城加入共产党,便向中共中央进行请示。10月9日,中共中央函复中共东京支部:“收到你们的来信,兹特答复如次……三、杨虎臣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但由于交通原因,此指示信到东京时,杨虎城已回国到达南京,故杨未“执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迫近汉中。杨虎城不愿与红四方面军发生大规模战争,授意杜斌丞派当时在十七路军的中共党员张含初、武志平先后秘密前往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两军在相当一段时间(到1935年初)都没有发生冲突,而且通过地下交通线为红四方面军运送了紧缺物资。
但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不珍视这一合作成果,先是将双方秘密协定的内容在红军宣传材料上透露出来,给十七路军方面造成很大被动;又于1935年2月单方撕毁协定,突然向汉中的十七路军发动进攻,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使杨和部属都无法理解。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结束左倾军事路线,建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军事三人团,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冲破艰难险阻到达陕北。
中共中央刚到陕北不久,毛泽东将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成员、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汪锋找到他的住处,派汪锋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西安见杨虎城,争取联合抗日。
为了进一步促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合作,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书杨虎城: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
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
……
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敬颂公祺。
毛泽东,8月13日
经过这样一番努力,红军又派张文彬为代表,常驻西安,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起了比较顺畅的关系。
为防止与中共的联系被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发现,杨虎城故意不与中共建立电台联系,而是将有关蒋介石的重要军事部署,口头告诉中共代表,再由中共代表报告陕北。
此前,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杨虎城部的联合工作,1936年2月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炳南派到杨虎城身边;5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以谢华为书记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主要对杨虎城身边的人员和十七路军上层人事开展统战工作。到1936年8月间,在杨虎城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由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王世英,中央军委西北特别支部和王炳南的多层次、多渠道的联络系统。
这些组织与活动对杨虎城坚定反蒋抗日决心、策动西安事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