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关于西安事变，至今仍有诸多未澄清的问题：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

  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费时多年，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此书，讲述了杨虎城将军为了促进团结抗日、实现民主，首倡“兵谏”捉蒋而因此丧失军队、惨遭杀戮的悲壮人生，披露了西安事变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上期回顾]

  蒋介石对杨虎城是又打又拉，但终究未能改变杨虎城的基本政治立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后，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共中央经过万里长征，终于在陕西的北部找到了一块可以休整发展的地盘。

  随着红军的北上，蒋介石将“剿共”的军事力量也逐渐北移。为了完成“剿共”大业，1935年11月蒋介石任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由此开启了杨虎城、张学良合作共同推动抗日的新阶段。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前后，东北军大批调入陕、甘两省。

  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后，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基地，行军过程携带大批妻儿老小。近20万的军队加上家属一下子涌进了原本就很贫瘠的陕、甘地区，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冲击。一时间，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纠纷不断，在戏院、饭馆等公众场所里，双方经常动手互殴，有时甚至开枪。

  东北沦陷后，东北军上层官员将家属安置在平津等一些大城市甚至租界里，而下层军官只能带着逃难过来的家眷随部队流动。因此，东北军强占民房，与当地居民也发生了许多纠纷。

  这些矛盾与问题蒋介石不但不帮助解决，反而认为张、杨两部不团结，相互牵制更便于他操控。同时他还以惯用的手法，分别对张、杨当面暗示或直接挑拨离间。

  对张说，杨虎城是地头蛇，野心勃勃，阴险毒辣，不易合作……对杨则说，张学良如何腐败无能、贪生怕死、丢失东北，等等。在陕西的军统、中统特务甚至还贴出了反对东北军的标语，企图扩大矛盾，制造混乱。

  张学良小杨虎城七岁，有着与杨完全不同的个性特点。在其父张作霖的宠护下，他拥有优异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形成聪明、敏捷、任性、自负和放荡不羁的性格。

  东北军进入陕西后，在当时的西安出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剿匪总部”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及以邵力子为主席（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陕西省政府三种力量并存的局面。

  东北军的主力都在陕西北部、甘肃东部的“剿共”前线，驻西安的只是总部机关和少量警卫部队。西安城里与周边都驻着十七路军的部队，西安的军事控制权掌握在杨虎城手中。

  东北军初到陕、甘时，自恃人多，装备精良，看不起十七路军。张学良自以为受过教育，见过大世面，兵多将广，跟蒋介石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把杨虎城根本不放在眼里，私下常以“老粗”称之。刚到西安时，张在杨的面前是一副长官架势，两人关系很不融洽。

  面对张学良的傲气，杨虎城动了一番心计。

  有一天，杨将军集合十七路军精锐部队，在西关大操场举行欢迎张将军大会。杨有意多带了一些卫士。大会一开始，杨首先致辞说：“张副司令到西安已经好多天了，因为他军务很忙，所以直到今天，我们才开这个欢迎大会。现在我给大家把副司令的简历简单介绍一下。张副司令今天所带的军队，就是他父亲原来所统率的东北军，他的父亲就是张作霖，是东北的大胡子。这个军队过去是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是我们多年革命的对象。”（杨说，讲到这里，看到张的表情很惊慌）。

  杨接着说：然而现在他们已经打起青天白日旗，和我们是一家人了。我们今后要绝对服从张副司令的命令，听从张副司令的指挥……

  当晚，张学良仅带了一两个警卫人员，亲自到杨家，表现异常亲热，不再是过去那副傲慢的样子了。

  1935年9月，东北军110师被红十五军团消灭。

  战前，杨虎城看到张学良的作战命令。他认为张安排不当，就好心去见张，劝他慎重，不要进攻，结果张听不进去。杨回来对人说：“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吧。”

  这样一来二去，杨与张的个人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但最后促成张学良与杨虎城结成政治同盟的关键还是蒋介石和他的“剿匪”战争。

  东北军从1935年9月到11月下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其中两个师长阵亡，部队损伤惨重。当109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撤销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对张申请阵亡师长每人10万元的抚恤也置之不理。

  气得张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

  此时张学良虽仍叫“副司令”，但已不是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而只是一个地区的战地“副司令”了。他在南京，已没有当年的荣耀与神气。许多人对他的态度由阿谀奉承变为了敷衍应付，甚至鄙视、讽刺。此时，张才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第一线的用意，一时情绪沮丧到了极点。

  当张学良因剿共失利异常苦闷时，杨虎城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反而对张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

  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他亲赴张的住处进行慰问，并再次劝说张不要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张学良就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叙说。

  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发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杨两人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杨虎城心里很清楚，要抗日，不反蒋是不行的。为使张能认清蒋介石的本质，1936年初的一天，杨在与张的谈话中有意提到丢失东北的责任问题。

  张拿出了蒋给他的电令给杨虎城看，张说：“不抵抗的责任，在于中央，而结果却嫁祸于我。”

  张学良说着几乎流下了眼泪，并述说了他被迫离职出国、回国“剿匪”和东北军民颠沛流离的国难家仇等痛苦。

  通过这次谈话，杨虎城了解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真实态度，加快了与张合作推动抗日的步伐。尽管几十年后，张学良否认了蒋介石曾给他有过“不抵抗”的指示，但当时的确给杨虎城出示了相关文件，博得了杨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