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教育，一门“语文课”就够了吗？对徐冬梅这位把半辈子经历都放在母语教育上的“布道者”说，国内的语文教材始终都糟透了，急需改变。今年6月，她把“亲近母语”研究院的总部搬到了南京仙林，机构主要面向小学生开展母语教育，这个以促进儿童阅读推广为目标的研究和推广平台,被称为“点灯人的聚会”。徐冬梅，这个“对抗语文”的人，花了十多年时间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易于实践、且切实可行的道路。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文 施向辉/摄

  童谣是语文

  今年6月，徐冬梅把“亲近母语”总部搬到了南京仙林。这里虽然有些偏僻，但地方够大，交通也还算方便。

  这里的一楼，有陈列着“亲近母语”系列图书的绘本馆，也有环境优美的阅读馆。二楼是各种教室，这里的教室里摆有古香古色的案几和宽大的、木质的椅子，很容易让人想起“私塾”或者“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词语。

  “我们可不是私塾。”徐冬梅看出了记者眼中的疑惑。

  当天不是周末，记者无法领略到“亲近母语”学堂上课时的与众不同，但学堂老师们备课，还是能让人管中窥豹。

  在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年轻的老师们围坐一圈，挨个走上讲台，拿起教鞭时就是老师，回到座位上坐下时，就扮起了学生。

  投影仪的屏幕上，是一手现代诗《鱼》，初看之下，没有生僻字，没有辞藻，没有骈句；默读时，除了“通顺”之外，也很难找到其他的感觉；只有当老师们在讲解时，才能看到一些端倪。

  “首先不看里面的文字，就能看到这首诗的形状，上面尖尖的，往下成了一个菱形，再往下，又有尾巴出来，诗本身就是一条鱼。”台上的老师讲解完这些，才开始让学生们大声朗诵这首诗。

  第二位老师上台时，讲解的是童谣《小老鼠》。她用上了动画片，里面的童谣却还是记忆中的旋律，几位扮演学生的老师很快跟着唱起来，事后，他们说，并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

  “完全是发自内心地跟着唱，这是一种对童谣中语言的认同感。”一位老师说。

  这恰恰是徐冬梅的高明之处。这位43岁的教师昂着头一脸得意，“语文是什么？对于孩子来说，童谣就是语文。”

  刺痛之后的改变

  虽然说得轻松，但为了得出这个结论，徐冬梅用了十多年时间。

  相比于其他的教育理论家来说，徐冬梅的学历不高。这个1970年出生在江苏高邮的女性，先上了当地的中师，毕业后又上了大专。虽然目前的“亲近母语”学堂和研究院主要针对的都是小学教育，但实际上，徐冬梅除了极短的一段实习期，她从未做过小学老师。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扬州师范教‘小学语文教学法’，也就是教老师怎么教学。”徐冬梅说，当时，她就发现了语文教学的不合理。

  首先是教材上的不合理，一些课文的选取上，“孩子听不懂”，甚至“所教的思想就是恶的”。然后是教学方法上，小学语文中，认字、组词、造句、死记硬背，“以一种极其刻板的方式来教学”。

  徐冬梅发现，大多数孩子在上学前，喜欢阅读以及听故事，但在上学后，大部分人变得“讨厌语文”。

  这样的后果极其严重，徐冬梅认为，在人生记忆力和理解力最好的十年里，孩子们去学习毫无美感的语文课，这不止影响他们对于母语的认知度，还会削弱他们的文化基础。“在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母语。要是不重视，这个国家的文化就要断了。”徐冬梅有些痛心疾首。

  刺痛之后，徐冬梅打算改变这一点。2000年，她跟身边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研究母语教学，这个不为人知的小组，成了后来的“亲近母语”课题组。

  从最初课题组，到后来的研究院加学堂，徐冬梅和她的团队走过了十多年。其中的艰辛她不想再说，但如今看来，这位老师的成绩还不错。

  研究院编写的教程《日有所诵》《我的母语课》在全国的小学生和小学老师手中流传，从北京上海，到贵州云南，在没有行政命令的前提下，这几本书再版多次。

  其次是从这个课堂走出的教师，他们带有“亲近母语”的思想烙印，走近全国各个小学，成了徐冬梅眼中的“点灯人”。

  还有来“亲近母语”学堂上课的孩子们，在不一样的课堂中，他们大量阅读，朗诵，包括徐冬梅儿子在内的人成了获益者。

  “虽然他在读商科，但语文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徐冬梅脸上挂着自豪。

  有效的实践方法论

  除了徐冬梅，被语文教育刺痛的人不在少数。

  早在上个世纪末，国内对此的学术讨论就不绝于耳。当时人们的观点是，应试教育正在毒害语文教学——它让语文课变得工具性简单化、程式化、刻板化、把生动的语文教学变成枯燥的纯技术训练；而且语文教学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社会；三是考试多，练习多，给学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让学生失去兴趣……

  不断有学者呼吁改变语文课本，改变语文教学。

  就在几个月之前，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还在微博上呼吁“救救语文”，手段是，停止小学英语课。不过，徐冬梅却并不赞同王旭明的观点，在她看来，停止英语课跟改变语文教学不存在逻辑上的关系，王所说的，“在没有好教材的情况下，建议开设国学课”，徐冬梅也不赞同，“国学里面有些是好的，但有些已经跟时代脱节了。”徐冬梅说。

  而徐冬梅的另一些朋友也在进行着类似的实验。

  作家叶开曾在一篇专栏的最后写着，“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而他在自家孩子的语文教育上，也是“反学校”的——她给女儿乔乔选了包括哈利波特系列的各种读物，让女儿从学校回来后，就大量阅读这些书，把学校学习的“垃圾”倒出来。

  对此，徐冬梅赞同之余，却认为，这种方法不适合大范围推广。“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作家，有能力帮孩子选取合适的读物。”徐冬梅说。

  正在扩散的“亲近母语”

  在2013年的中秋节，“亲近母语”学堂曾经组织孩子们和家长进行了赏月活动，同时，在吃月饼时，朗读且讲解了几篇有关赏月的古诗，再后来，就让学生们画李白，写文章。

  徐冬梅看来，这种略带“汉味儿”的教学活动，比那种大规模的穿汉服、行汉礼，甚至大规模诵读《弟子规》更加纯粹。“教学最后还是回归到汉语本身，语言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基本。”

  徐冬梅深信这一点，这在她和同事们编著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中能看出来。

  “我们上课主要是朗读、歌唱和写作。”徐冬梅说，年纪小的孩子可以从童谣唱起，然后诵读老师们精选出的诗篇，再然后变成默读。

  “为什么说‘母语’，而不是语文，这是因为这两个字天生让人亲近，语言承载着思想，而不简单是一个工具，这就是语言的魅力之一。”徐冬梅说。

  翻阅《我的母语课》，记者惊奇地发现，里面的内容并不粗糙浅显，有些文章和作者，甚至有些少见。但不管是罗大理的诗，还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预言，包括传统古文中的节选。读起来都朗朗上口，甚至会让人产生不由自主读下去的欲望，翻阅一遍，会发现生僻字很少。

  “让学生朗读，也是让他们对语言恢复兴趣的过程，我们从来不做有着标准答案的组词造句，这会扼杀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语言失去美感。”徐冬梅时常对朋友们这样说。

  相比起在扬州已经发展到数千人的规模，“亲近母语”在南京的认知度还有些低。不过，据徐冬梅介绍，全国有1%的，超过150万的学生在使用“亲近母语”推出的图书。

  实际上，徐冬梅在国外比国内要有名气，在新的总部，她有一整面墙来悬挂各种荣誉。

  而徐冬梅更在意的，是她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多的老师来这里学习取经，然后回去把母语课推荐给学生。明年还有很多地方邀请我去讲学，时间都排得满满的。”徐冬梅说，如今的摊子越来越大，她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做纯粹的研究，她必须阅读管理学书籍，还要应对各种应酬，但在她自己看来，她始终是一个点灯人，而不是一个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