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我是许地山的幼女，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成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

  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

  [上期回顾]

  我和妈妈辗转来到南京，入读金女中无望，好在明德女中的校长同意收下我。

  到明德我上初三了，先生把我放到乙班，和初入南开一样，最后一排靠门口挤放着我的课桌。朝前一看，同学们的后脑勺有如发型展览，有长辫子、小刷子、短头发、长披肩，还有烫波浪、烫小卷的。花发卡、蝴蝶结、玻璃丝带，各色头绳，真是琳琅满目。我的侧前方是位留着披肩烫发，穿着掐腰西装的同学，正在讲她和男朋友在励志社骑马的经历；另一位身穿旗袍，涂着口红、化着淡妆的同学则说她参加交际舞会的各种步伐。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而我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顿时感到和这些同学格格不入，陌生极了。孤独也有好处，能专心听课，得100分。

  很快学校有了新规定，所有女生头发一律齐耳，脸上不许化妆，周一有国父纪念周会，必须穿蓝色旗袍，其他日子可以穿白衬衫蓝裤子或蓝裙子。邬先生到教室逐个儿检查，有的同学哭起来了，而我觉得美滋滋的，都和我一样了。这时床做好了，我又开始了住读生活。

  明德女中是基督教长老会于1885年创立的一所老学校，没有三青团，也不建立童子军，但是有宗教课，有团契组织。教会学校一般政治气氛很淡，校外什么运动，例如声势浩大的“五二〇”反饥饿游行，明德就没人参加。国民党选总统，开国民大会，南京街头彩旗缤纷，国大代表又是打架又是自杀，热闹之至，校园内就没有任何反应。

  陈黄丽明校长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的第一期毕业生，留学美国回来后当过母校体育系主任。她参加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是我国体育教育的老前辈，邬先生是她的学生，还有几位教职员都是体育系毕业的。由于对体育的重视，明德女中的运动会在南京是最有影响的。开幕式要求全体学生表演团体操，我们练了又练，校长都亲自示范，纠正动作。体育老师叫喜勋，后来是我国艺术体操的创始人。当年她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光彩照人，站在指挥台上，下面是满操场白衣蓝裤、动作统一的少女们，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记者们把操场围得水泄不通，闪光灯不停地咔嚓响。我们学校的田径项目也是南京的佼佼者，球类更是常胜。

  进了明德女中，知道陈立夫、陈果夫的女儿都在本校，和同学们都一样，没什么特殊之处。我们同班的有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的女儿洪娉，国民党中央执委赖琏的女儿赖韵玫，我们都玩在一起，还到她们家去过多次。我们说赖琏是“党棍子”，赖韵玫也不生气。

  住读生的床做好后，新生们不分班级都住在一间大宿舍里，由于床位还是不够，凡是姐妹二人的就挤在一张床上。紧挨我床的是于右任的两个女儿：于绵绵和于无名。于绵绵比我大，反比我低一年级；于无名小，上初一。于绵绵穿得讲究，腿上是长筒玻璃丝袜，于无名穿得和我差不多。她二人老吵嘴，原来不是一个母亲生的。于绵绵善于和人交往，我不认得“無”字，她告诉我“無”就是“无”。“无名”是姐妹中最小的，怪名字是她父亲亲自取的。还告诉我，他们是陕西人，讲的是陕西话，有一次还带来张全家福给我看，竟和我们的毕业照相仿。中间坐着美髯公于右任，两边坐的足有十来位妇女，于绵绵说都是她的妈妈们；后面站着两排，前面地上坐了一排，全是她们兄弟姐妹和侄子侄女、孙子孙女们，还指给我看她的大姐，说50岁了。她讲解时神态自若，似乎有这么庞大的家庭挺光荣的，而我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了。于右任还是书法家，凡同学拿个本子，或拿张纸求绵绵捎回去的，她都答应，而且星期日准给带回来。我心想，这于右任真没架子，小孩子求字他也给写。

  我还去过顾祝同家，是司娘的同乡朱女士带我去的。朱女士是顾家的家庭教师，顾的一个女儿和我同年级，在中大附中上学，我想借她的化学笔记看，就去了一趟。顾家也有好几房夫人，待遇也不同，这位和我同年的穿着也和我一般。朱女士说，顾祝同一概不管子女上学的事，谁有什么能力考什么学校就上什么学校，休想让他去说情上学。和我同年这位大概也属不受宠的一房，知道奋发读书，考上了中大附中，当时也是最难考的学校了。

  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是我妈妈的中学同学，我称她韩娘。我们到南京不久，她设家宴请我们，由此知道我在明德走读，中午啃馒头。原来卫立煌的小女儿卫道蕴就在明德上学，比我高两级，当下就说好让我每天跟卫道蕴回她家吃午饭。

  卫家在上海路南头，离明德不远，房子很大，是相连的两幢洋房，闲着一幢，住靠马路的一幢，有花园有车库。饭厅在楼下，长条饭桌，卫立煌坐在顶头，我算客人坐在他下首，韩娘坐我对面，卫道蕴和她姐姐坐我这边，她弟弟卫道然坐韩娘下首。卫道然比我小，在金陵中学上初二。这三位卫“道”各有各的母亲，而且都亡故了。吃饭时这大将军总对我问这问那。有一回问我籍贯，我说是福建漳州，他就大谈他在漳州打仗的事。我那时哪里知道什么打内战的历史，也不知如何回应，幸而韩娘总给我圆场。妈妈怕我脚长得快，给我买的皮鞋大，不跟脚，走在他家地板上咚咚大响，他就问我是不是错穿哥哥的鞋了，还哈哈大笑。虽然他似乎也没有架子，可我对他总心存畏惧，认为他属于开枪杀人的一类，和我家教书的不同。在他家吃饭还有一点儿不习惯，就是身后总站着一个勤务兵盯着我的碗，我刚吃完，他就上前一步把我的碗夺去，也不管我还要不要，就盛满一碗放到我面前。饭后，我就在两位小姐的房里坐了一会儿，等着卫道蕴叫我一块儿去学校。卫道然不像他的两个姐那么内向，常在饭后和勤务兵一起擦洗他的自行车，有说有笑的。

  40年后，我出差到北京，特地找到棉花胡同去看韩娘。60年代卫立煌回祖国有韩娘很大的功劳，她一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韩娘的心脏不好，躺在床上，看到我很高兴，问过我妈妈、七娘的情况，还告诉我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历。那时卫立煌已病逝了。我怕她说话多太累，便告辞出来。卫道然在院子里等着我，他还记得我在他家吃饭的事。他谈到他父亲从南京逃到广州，又从广州逃到海外，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一路艰险，他都保镖在侧。他谦虚地说，他只爱玩枪习武，书念得不深，回来后在一家汽车公司工作，他夫人竟也是明德的校友。两个姐姐去了美国，一个哥哥在广州当教授，不幸为救人自己溺水牺牲了。我们谈了好半天，这次拜访后一年多，韩娘就去世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