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我是许地山的幼女，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成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

  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

  [上期回顾]

  我们一路逃难，从澳门逃到了重庆。逃难过程中，还遇上了李四光夫妇。

  日军终于投降了，我和妈妈来到了南京城。妈妈的工作在重庆时就安排好了，到了南京，马上报到上任，单位叫“儿童福利实验区”。

  可能是美国没有料到日本投降来得这么快，运到中国的军需品不能再漂洋过海地运回去，便都给了国民政府，处理这批物资的机构叫“善后救济总署”。宋美龄正好结束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便向善后救济总署分了一杯羹，创办了“儿童福利实验区”，名义上归社会部，实际上是宋美龄的事业。具体做工作的还是熊芷和熊芷手下原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那批干部，我妈妈也是其中之一。

  实验区总部建在白下路。福利站的学生们都是老师们亲自家访收来的。他们的家长多是卖菜的、挑高箩（收废品）的、拉车的、蹬三轮的，总之都是供不起孩子上学校的贫苦劳动者。现在，福利站不收分文，教他们识字、念书、学手艺，每天还特别给他们吃一顿黄豆搅上固体植物油煮的大米饭，家长们没有不愿意的。

  老师们除了教孩子们以外，还有做家访和社会调查的任务，造了表册，定期给贫苦家庭的婴儿、幼儿发放奶粉和面包，有时还发棉布。面包是善后救济总署给的面粉，由食品厂加工的，闻起来很香。我有一次赶上帮忙，心想发剩下我也解解馋，不料发了一上午，熏都熏饱了。我看孩子们吃那黄豆菜饭狼吞虎咽的，也想吃一碗，被妈妈严厉制止了。不过也沾过几次光，吃过几次冰激凌。发的奶粉中，有时会掺进几筒冰激凌粉，婴儿没法吃，站上就留着慰劳教职工。

  第一福利站开学后，建在长乐路的第二福利站也成立了。妈妈兼任这两个福利站的主任，两边跑，但还住在第一站。那时，我和哥哥都住进了学校，星期天回第一站吃顿午饭，和妈妈见见面。

  1947年4月4日儿童节，实验区和所属的两个福利站三“家”的小孩儿在杨公井的国民剧院办了个不小的庆祝会，演出了许多节目。第一福利站的节目最多，孩子们歌唱得齐，舞也跳得够味。那天我也去帮忙，在剧场楼上维持秩序，目睹了那满堂喝彩的热烈场面。

  庆祝会造成了很好的社会影响，第三福利站开始筹建了。第三福利站建在鼓楼渊声巷，与第一、第二福利站的简陋不同，它是按儿童的特点新建的，低台阶，低矮扶手，小舞台，花园操场，外观就像一座豪华的别墅楼。1948年底建成，还是由妈妈当主任。这下妈妈兼了三个福利站主任，实验区给她配备了一辆三轮车，一位男工老常蹬着车送她每天城南城北地跑。妈妈也不住第一站的狭窄小房了，搬到了第三站十几平方米的大房间。我也有了自己的床，和单身女老师们住在一起。

  福利站办得红火，招来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径直进来质问：“小孩子唱的《大石桥呀要倒了》是什么意思？”妈妈说：“这是英国古老民歌《伦敦桥要倒塌了》译的，小孩子的游戏，全世界都流行，你们不知道吗？”

  特务又说：“那一回你们就表演《朱大嫂送鸡蛋》，哪里来的歌，什么人教你们唱的？”妈妈就理直气壮地说：“教育部出版的音乐教材里就有，劳军歌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老师都是按教材教的，有问题吗？”特务们悻悻地走了，不过常常有些可疑的人在福利站外面闲逛。解放后才知道，《朱大嫂送鸡蛋》是解放区流行的歌，而实验区和福利站的老师中真有几位中共地下党员。

  福利站一直办到解放后。熊芷随宋美龄去了台湾，熊芷曾动员我妈妈跟她走，还许诺送我妈妈去美国进修。可是我妈妈“领教”过国民党，坚定地等待着解放。现在，实验区是南京市第一幼儿园，第三福利站在解放初期是干部托儿所，现在是第三幼儿园。第一、第二福利站则痕迹全无了。孩子们解放后大都上了正规小学，有的还上了大学，当了教授，“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来看望过我妈妈。老师们有联系的更多，可惜六十多年过去，也几乎都变成历史了。

  我们到达南京已是9月中旬，学校上课都两周多了，同时复员到南京的人很多，各校皆满，问了几所学校都不肯接收。其实我并非勤学的好学生，但被排斥在校外也不觉得快乐。妈妈只好抽时间去找关系，讲情面。妈妈找到吴贻芳，她姨父陈叔通是我外祖父的至交，吴贻芳是在姨父家长大的，和我妈自幼相识。她说，她只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的校长，女大附中另有校长，但答应给打个招呼。妈妈认为问题不大，让我自己去金女中报到。我到校时正是上课时间，室内外都安静得见不到人。我平时调皮捣蛋胆子不小，到这时忽然感到孤立无援，忐忐忑忑硬着头皮在教务处喊了声“报告”，进去说明了原委。教务主任是位中年妇女，态度和蔼，说我来得太迟了，教室实在挤不进去了，否则别说是吴校长介绍，就是南开来的，金女中也是欢迎的，还顺水推舟地让我去附近的中华女中、汇文女中问问。我头一次出来闯就碰了这么个大软钉子，也不懂得“死乞白赖”，鞠了个躬就出来了。正赶上下课，好几个南开的同学发现了我，围上来问这问那，以为我也进金女中了。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没有多停留，蔫头耷脑地走回去。

  晚上，妈妈回来知道了情况，她说：“实在不行，你去青岛上七娘的圣功女中吧！我送你到上海上船，七娘在那边接你，行不行？”我不假思索一口就说：“行！”没料到事情有了转机。原来，妈妈以爸爸的名义托过当时的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因无多少交情也就没寄多大希望，却不知杭立武的内弟媳陈黄丽明是明德女中的校长，她居然答应收我入学，真是喜出望外。

  我们到南京之初，住在陈娘向她单位借的一间房子里，一直住了十几天，等福利站房子弄好才搬离的。陈娘叫陈蕙君，比妈妈小三岁，和我七娘同龄，世交之家，她们从小就是朋友、玩伴。妈妈的新朋友叫司晓南，比妈妈小八岁，胜利前她在战时儿童保育会任职，和我们一起乘船来南京，在儿童福利实验区工作，睡在我妈妈的上铺。

  解放后才知道，司娘在北京上大学时和一位地下党员谈过恋爱，也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后来那位地下党员被捕了，她翻墙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魔掌，但失去了组织关系，一直在白区从事教育工作，而且一直没有结婚。她于1992年病逝，四十多年来一直和我妈妈共同生活，互相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