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我是许地山的幼女，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成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

  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

  [上期回顾]

  港英政府投降日本后，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妈妈决定带我们回内地。

  不久就到了澳门。澳门是经常听说的，就是没来过，兴致很高地跟妈妈上了岸。这里没有打过仗，街面上比香港要好得多。

  第三天，总算到了广州湾，现在叫湛江，当时归法国辖属。广州湾是港区，市区在赤坎。妈妈叫了辆出租，车把我们带到了一家叫“迎宾旅馆”的小店。我们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为的是等钱。

  爸爸活着时工资虽高，但开支也大，除供在内地上学的姐姐外，还经常援助逃难来港的青年人，所以积蓄不多。即使有钱，日占期也不让百姓取走。梁漱溟先生离港前托人给妈妈带话，说他回内地了，妈妈由此知道有东江游击队营救在港的文化界人士。可是爸爸死了，我们就不在营救的范围内，所以妈妈虽多方打探也联系不上，直到后来听说国民政府有救济离港文化人的资金，才敢带我们回来。到赤坎后，妈妈就急忙和内地联系申请这笔路费，她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各有关部门和邮电局之间。

  我每天帮着婆婆把海水浸湿的行李打开，逐件漂清，拿到旅馆的顶棚上去晾晒。最难晒的是爸爸的书和文件，得一页页地翻着晾晒。哥哥很少上来，他几乎整天在和同旅馆的住客们聊天。那些住客也多是从香港来的，都知道爸爸，所以对哥哥很热情。

  终于，妈妈托人帮忙申请的救济金寄到了，我们又忙着做启程的准备。为了防止日军从广州湾进攻，把广州湾通玉林的公路挖断了，往来交通只能步行或乘轿子。妈妈托靠了中国旅行社。旅行社要求每件行李不超过50斤，以便挑夫担运。于是我们买了许多带锁眼的帆布袋子，将行李分装成38件，写标签，又是贴又是缝，总算诸事齐备。旅行社安排了三乘轿子，轿子前面贴着乘轿人的名字，妈妈轿前贴的是“许地山夫人”，到了海关，工作人员都出来打招呼，很是热情。

  第七天，到了广西的玉林，轿子旅行就结束了。我们将行李又合并起来，乘汽车去柳州。到柳州，我们直接去从北京搬来的香山慈幼院。熊婆婆事前就给关照过了，学校已腾好一个大房间。安置妥当后，妈妈就一个人到桂林找工作去了。

  三个星期后，妈妈回来了，她已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心情挺好。可我们没时间在此久留，很快就要去湖南投奔五娘家。我们一家四人上了北去的火车，妈妈要把婆婆交给五娘赡养。四娘和五娘住在一起，她们姊妹三人要团聚一次。

  总算到目的地时，已是1942年底，转眼我就要满10岁了。我们来了，四娘一家顿时热闹许多。不过，五姑爹几天后就回桂林上班去了，妈妈不久带了哥哥去衡山，还去了一趟当时南迁的省会耒阳。原来省教育厅的厅长朱经农是五姑爹的堂兄，中教科科长余先励夫妇是妈妈北师大的同学。他们都留妈妈到教育厅工作。妈妈考虑耒阳离衡阳近些，又有亲戚朋友照应，就辞了广西的聘请，带了哥哥去耒阳。可是，飞机掉下来砸了妈妈的饭碗。

  就这样，因为战乱，妈妈带着我们，和四娘、五娘一家又辗转到了贵州省的独山。独山是个边远小镇，幸而还有一所中学。那时正在暑假里，教室都腾空，供逃难者驻脚。我们大家又团聚了，东西也没丢失，人也没有伤病，这在湘桂大撤退中可称是最幸运的了。

  过了几天，五姑爹找了一辆车，装上他们的行李和人，连四娘、四姑爹一起到贵阳再转车去重庆了。妈妈、刘娘（在奔逃中，妈妈巧遇到的中学同学）和我们两个孩子因为车实在坐不下，便留下来。妈妈每天出去找车，发现隔壁教室躺着李四光夫妇。李夫人许淑彬是我妈妈中学的老师，老夫妻都在病中。妈妈和刘娘热心地给他俩帮助，悉心照顾。湘桂逃来的人每天都有不少，可是从独山去贵阳的车很有限，烧木炭，路不平，山陡谷深，滞留独山的人愈来愈多。我们这四个妇孺，一是走不动，二又怕土匪抢劫，不敢步行去贵阳，困在独山钱也快用完了，真是孤苦无助，一筹莫展。

  一天，忽然听见有人依次在每个教室窗外问：“里面有位许地山夫人没有？”妈妈一跃而起，迎出去。一问，原来是贵阳交通银行的行长邹安众派人来接我们，真是喜出望外。邹行长是我外公的朋友，也是我爸爸的朋友，听说我们也在湘桂撤退的人流中，就让银行拉货的车来探问，这回还真问到了。司机很高兴，我们更是如逢救星。搭上银行的货车到了贵阳，被安置在银行新建的一排平房里。接着又遇见一桩好事，妈妈在求职中碰到她北师大的同学崔老师，还有她好朋友的弟弟赵泽环。他们都在贵阳的国立第十四中学任教，向校长力荐。这样，妈妈和刘娘都不再失业，哥哥和我也都可以在十四中上学。困难的事都解决了，我们也不用再去那充满未知数的重庆了。

  但好景不长，日本鬼子又打来了。11月底，形势愈来愈严重，十四中准备北迁，同学们陆续有随家人逃难退学的。凡是要跟随学校步行转移的，去教务处报名，转移到何处也没说定，一时人心惶惶。学校也停了课，留下的同学都是随校走的。我目送着大队人马，直到看不见了才回来，满腹悲愤惆怅。

  离开了空荡荡的校园，我们又踏上了逃难的路。

  因为四娘、五娘从衡阳出来就直达重庆了，我们到了重庆也算举目有亲，总算还有个家在等我们。妈妈很快找到了工作，在战时生产局当收发。人都快要挤爆了的陪都重庆，哪里还能留下一个细小的职位空缺，是爸的朋友也是妈妈幼稚园同学的丈夫吴景超先生给活动的。战时生产局的局长是翁文灏，他正是清华的教授，认得我父亲。吴景超就在战时生产局工作，仗了这么大的面子，总算让我们在重庆生存下来。

  我们到重庆，赶上寒假，各校都不招生。南开中学看到逃难又来了这么些人，与其成天接待说情入学的，不如破例招考一次。我就是要抓这个机会。妈妈说：“你得好好考啊！考不上你就没地方呆。”我低下头，看着脚尖，轻轻地点了点，咬着嘴唇没让眼泪掉下来。

  考英语，我还有香港的底子，考国文也不怕，就是考动植物我差得太远，对着选择题瞎蒙。有一题，蜘蛛是用气孔、肺还是腹呼吸的选择，费了不少脑子，最后还是选了个错的腹部。就是考算术得了个全面胜利，五题都对了，五娘还不相信。最终榜上有名，我进了最有名的南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