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我是许地山的幼女，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成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

  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

  [上期回顾]

  爸爸是个乐于助人的人，在香港时我们和陈寅恪、梁漱溟等人都十分相熟。

  爸爸下葬后，各界又开过几次追悼会，都是妈妈带了哥哥去的。追悼会开过，丧事就算办完了。治丧的朋友们还在发愁，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了经济来源可怎么得了！俗话说“救急不救贫”，靠任何外人都不是长久之计。妈妈叫周俟松，是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数学系毕业的，表示可以胜任教学工作。但那时暑假将结束，开学在即，各校师资已定。朋友们多方联系，最后定在铜锣湾的培正小学。虽说有点儿“大材小用”，但饥不择食，妈妈也就应聘了。总算“开”了“源”，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和爸爸的收入相比，就像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必须“节流”。按说“节流”是我家的内部事，但朋友们还是热心关怀、积极建议：一是搬家换小房子，二是减辞佣人，三是转学换校。

  转学换校只是我的事，哥哥已入英皇书院，是公立的，学费有限，而教会的英制圣司提反学费要高出许多。说是让我转去真光女中附小，我二话没说，就去考了。虽说考试，类乎走走形式，但我也把题目都做了。回来的路上，有座红砖的小楼，哥哥说那里面有鬼，这我也没怕。我现在是个没有爸爸的小孩了，不能娇气，于是很有自信地回到家中。

  袁妈、刘妈流着眼泪跟妈妈说，她们可以回北京去，不给妈妈增加负担。妈妈不忍，融融洽洽相处十来年了，再说，小孩子没有了爸爸，再没了自幼相依的保姆，感情上更受伤害。妈妈提出了一个办法，征求她俩的意见，立即使她俩破涕为笑，表示一定尽心尽力，帮助妈妈共渡难关。妈妈的办法是腾出两个大房间，办一个带伙食的公寓。这样一来，袁妈给人家做饭，刘妈打扫房间，给人家洗衣服，工资也挣出来了，房子也不用换了。

  考了真光学校不久，妈妈就收到圣司提反老校长Miss Akens的信，说是为了感谢爸爸对香港的贡献，免去我的学费，直到我毕业，还让我在学校吃午饭。妈妈说，这就不用转学了，到真光去还得回来吃饭，留在圣司提反更好。英皇书院也来信，说免了哥哥的学费。还有一位不相识的英国老太太，写信来要负担哥哥的零用钱。社会的关心给了妈妈很大的安慰。

  开学后，我和哥哥上学，妈妈上班，袁妈、刘妈忙房客、忙家务，婆婆管顶棚上的花和小狗、小猫，日子也过得平平稳稳。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汽车卖掉了，钢琴没卖，移到了饭厅，我的钢琴课彻底免了。我和哥哥的中文补课也免了。但我们下课后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桌前写作业，让妈妈回来时看见心情好些。妈妈的心情就是家里气氛的晴雨表，有时候她回来挺高兴，说说学校里小孩子们的事，笑得挺开心，大家也都很开心；有时候就不然，特别是有些什么事触动她想起爸爸的时候，她就会大哭一场。给爸爸的坟墓做碑的石匠每次来都会惹她伤心，我都怕那石匠来。

  爸爸的猝死给了我挺大的精神压力，我老担心妈妈什么时候也忽然死了。有一天，她感冒发烧在家里躺着，我下课回家时，在坡上摘了一把紫色的野花，到家后轻轻把妈妈的房门开了一个小缝，看看她还活着才推门进去，把花放在她的床头。

  就这样，我们虽有压力但也平稳地过了四个月。四个月后，香港沦陷了。

  那是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早上，我提了书篮，哥哥背了书包，一起走出家门去学校。还没出院子，就听见天上有“嘭嘭”的声音。抬头一看，有几架飞机在飞，飞机的两侧和后面不断有像棉花球似的一朵朵白云在绽放，挺好看的。这时，妈妈打开窗户大声喊我们：“快回来！不上学了！”我们怀着满肚子疑惑回到家里，才知道天上是日本飞机，高射炮是英国人打的，不是演习，真的打起仗来了。

  上午，有人送来了三麻袋粮食，放在食品间的门后面。一袋是碎白米，两袋是玉米粒。我没见过这黄黄扁扁的玉米，就抄起来像玩沙子一样，哗啦哗啦地扬撒。刘妈过来说：“这是救命的粮食，不是玩意儿。幸亏你妈妈跑得快，抢到这几包，打起仗来，没吃的怎么办！”

  爸爸死后，我似乎开了些窍，也不那么胡搅蛮缠地捣乱了。刘妈一说，我也就乖乖地走开了。袁妈还拿些杂物盖住这些粮食，又嘱咐我不要告诉外人。可是，三包粮食够吃多久呢？袁妈、刘妈都说可以吃野菜，但香港有没有她们过去在北方熟悉的那些品种，还得去寻找或试吃。婆婆是南方人，她肯定地说野茼蒿是可以吃的，于是第二天，她们三人提了一个大筐子上山，我也跟着。香港冬天草木不枯，野茼蒿好认，也多，时间不长筐子就满了。晚上煮了一大锅，她们当饭，却不给我盛。我就围着要，刘妈给了我一点儿，我觉得虽不难吃，但也不算好吃，对它的兴趣也就淡了。

  此时，我们的房客们都参军或者参加战时服务去了。恰好，家里又来了两位亲戚，一位是江南才女，很有风度的毛彦文女士，她是民国闻人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的续弦夫人。由于熊希龄的前夫人朱其慧是我五姨父的姑母，所以虽然毛女士只比我妈妈大两岁，但我们还是称她为熊婆婆。抗战开始，熊公公夫妇就离开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到上海居住，慈幼院则迁到了广西柳州，因此他们就需要经常往来于沪桂两地。1938年元旦未到，熊公公就在路过香港时突发脑出血死在旅途中，妈妈及时把熊婆婆接来家里安顿。以后熊婆婆独自主持慈幼院，每次来往路过都住我家。

  另一位是陈八叔，妈妈的同学、好友陈蕙君的堂弟。周家和陈家是世交，陈八叔年轻，当时三十来岁，清华大学毕业，是学电的，在九龙工作。现在九龙吃紧，他当然也来了。

  日军攻下九龙后，朝香港炮击就更频繁更猛烈了。开战后，窗玻璃上都贴了防震的纸条，没想到上过栓的大门会在剧烈的震动中猛地来回扇动，都可以看见外面的院子了。兵荒马乱，没有了大门可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赶紧搬来椅子顶上。后来还灌了两麻袋沙石放在门下，上面再用大杠子撑牢，门才免了被震掉之虞。

  那天中午，大家围在桌前吃饭，忽然一声巨响，天也黑了，还有暴雨似的哗哗声。妈妈一跃而起奔去开楼梯间的门。门开了，天也亮了，声音也没了。大家正惊愣着，袁妈跑到饭厅来，看见大小都完好无损，才哆嗦着嘴唇说是炮弹掉院子里了。大家跑到旁边一看，那空闲地基边上有一堆土，满院子都是石头泥块，还有黑的弹片，方才一黑原来是土块迸射遮的。大家都连声说“好险”“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