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民何先生收藏有一本名为《中支之展望》的旧书，书中内容用日语编写，主要收录了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武汉等城市的风土人情，图文并茂，十分精美。何先生根据书的出版时间推测，这应该是二战期间日本方面出版的，可能和侵华战争有关。可惜的是，由于何先生不懂日语，书中细节连蒙带猜始终看不太明白。何先生向《发现》周刊求助：请你们帮我看看，书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1938年出版的《中支之展望》

  介绍上海、南京等城市风土人情

  何先生是位钱币收藏爱好者，十多年前，他在和上海的同行交流时，无意中得到了这本书。尽管何先生不懂日语，但他从书中出现频率颇高的汉字的意思判断，这本书应该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关，“不过，书显然是由日本方面出版发行的，从他们的角度鼓吹那场侵略战争。”之后，何先生将书和其他藏品一起放进了柜子。不久前，在收拾家中时，又将这本书翻了出来。

  记者看到，这本书的大小介于32开本和16开本之间，封面上有《中支之展望 上海 苏州 南京 芜湖 杭州 汉口》的字样。翻开内页，共有56页正文、56页插图，简略介绍这些城市的风土人情。其中的比例这样分配：上海，36页；苏州，10页；无锡：2页；镇江，2页；南京，24页；芜湖，8页；杭州，16页；嘉兴，2页；松江，2页；汉口、武昌、汉阳，2页。另外，还有两页专门介绍扬子江；剩下的几页，用于介绍中国的风俗。

  封底的版权页显示，此书首次发行于日本昭和十三年八月间，而何先生收藏的这本，则是昭和十三年十一月间再版发行的。该书的编辑兼发行者叫“三益社”，位于上海北四川路1327号；书的印刷则是由位于日本和歌山市一家名为“大正写真工艺所”的印刷机构来承担。

  记者查阅得知，昭和十三年是1938年。不过，在这本书内页的最后一页，却有两排令人费解的钢笔字：“昭和十二年 日支事变出征纪念”。昭和十二年，也就是1937年，题字的日期为什么会比出版的时间早呢？

  编辑兼发行者“三益社”

  是日军的一个宣传机构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国史专家经盛鸿教授告诉记者，这本名为《中支之展望》的书，他也藏有一本。

  “当时，按照地理位置，日本将中国北、中、南部分别称为北支、中支和南支，其中，中支指的是长江流域地区，包括上海、杭州、南京、武汉等地。日本进攻长江一线的军队，中国称之为华中方面军，日方则称为中支方面军。这本《中支之展望》，顾名思义，就是介绍长江沿岸城市的风土人情。”

  至于书中的钢笔题字，经盛鸿教授解释说，“这里所讲的日支事变，是日本方面的叫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从1937年7月开始，日本的军队迅速推进，到1938年8月这本书出版发行时，已经攻下了上海、苏州、南京、芜湖等多座城市。这本书里的钢笔题字出现昭和十二年，指的是这本书是日本方面为了纪念他们所谓的‘出征’而印刷出版的。”

  至于该书的编辑兼发行者“三益社”，经盛鸿说，“是日军的一个宣传机构，曾经出版过不少鼓吹侵略战争的书籍。”那么，由他们出版的《中支之展望》是怎样介绍南京的呢？

  对1937年12月17日日军入城仪式充满溢美之词

  在一位日语专业朋友的帮助下，记者通读了书中有关南京的文字和图片。书中介绍了南京的不少景点，有总理陵园、藏经楼、灵谷寺革命纪念塔、玄武湖、明孝陵、鸡鸣寺、台城、北极阁、鼓楼、玄武门、朝天宫、雨花台、莫愁湖等；还介绍了国民政府的一些机构和一些街景，比如，海军部、最高法院、中央党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华路等。

  最引人注目的是，书中还有两篇文章特地介绍南京沦陷时的情景。第一篇文章的大意是说：“到达南京后，最初令人惊讶的是看到30公里坚固的城墙。现在城墙上还遗留着巨大的弹痕，让人非常感慨，对英勇忠烈的将士充满感激。中支战线经过四个月后获得了辉煌的战果，在12月17日进入了南京城。入城的当天，仰望天空，武器都收拢，战场显示着和平之光。日本的太阳旗在各个部队手中熠熠生辉。这些整齐排列的部队，就是从中山门、光华门、太平门等门总攻击南京的部队。下午1点30分，松井大将带领着从上海参加战争的部队，朝香宫殿下为首的各部队、幕僚骑着马，历史性的入城仪式开始了。”

  另一篇文章则称：“11月17日，南京就开始了巷战。不过，自从12月17日举行入城仪式后，和平就来了。夫子庙、大公司、中华路、太平路纷纷恢复了气氛，居民对东洋来的和平感到很高兴。南京这个重生的古都，沐浴在世纪之光里了 。”

  文章中提到的松井大将，是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朝香宫殿下则是指朝香宫鸠彦，他是日本皇室中为数不多的职业军人。

  所谓“和平之光”根本不存在，“朝香宫殿下”是个杀人恶魔

  与两篇文章相配的，还有几幅照片，但照片显然与文字描述的“世纪之光”不符：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已被炮火轰塌，残垣断壁；在一幅下关大马路的照片中，两队日兵正气势汹汹扛枪走在坍塌的建筑之间；而中华路上，则有一队穿着棉袍的中国人正在行走 ，从他们僵硬的步伐来看，极有可能是在枪口下排练过了的。

  另外，根据史料记载，《中支之展望》书中提到的“朝香宫殿下”在占领南京后，实际上指挥了一连串令人发指的杀戮行动，在他的示意下，日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这些行为与书中宣扬的“武器都收拢”“和平之光”完全相反。

  经盛鸿的《枷锁下的金陵》一书中，详细收录了日军当时的残暴行径，其中提到，在日军举行入城仪式的第二天，松井石根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训诫部下将领要约束官兵军纪。在场的将领们竟“笑了起来，某师团长竟然说那是理所当然的。这位‘某师团长’就是数日后被松井石根任命为日军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的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他多次宣称，日军官兵强奸妇女‘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

  日本作家石川达三揭露日军真实行径，被判监禁四个月

  日军侵华期间，其残暴的实际行动常常与宣传材料中的描写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因为这些宣传材料中的内容，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受日本“内阁情报部”的统一监控。

  “内阁情报部”的前身，是1932年由内阁的陆军、海军、外务、内务等六省派员组成的“对内对外宣传委员会”，其任务始终是统一领导与监控宣传舆论。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政府在舆论宣传方面更是注重。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道的文件》等一系列法西斯式的法令文件，对战事报道作出严厉而苛刻的规定：对“反战反军的演说”、“离间军民”的报道，以及“有将对外政策喻为侵略主义之虞的内容”要加以取缔，“应宣传帝国军队有纪律的行动、武士道的态度以及在占领地的仁慈行为”。日军的随军记者、作家、摄影师都处于严密的控制和监视之下，只要越雷池半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日本小说家石川达三曾在南京沦陷期间的1938年1月来到南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采访和体验，撰写了反映南京战事的著名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书中有关日本士兵屠杀中国无辜百姓的描写，触怒了日本当局。石川达三以笔获罪，被判监禁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

  《中支之展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的一本宣传册子，其中充满对日军的不实溢美之词，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