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的、青红砖间杂的墙面，半圆形的拱顶，逐层挑出的门框装饰，高耸朝天的塔楼，窄小的窗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舟山路附近的这些老建筑，看起来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外来游客和年轻的当地人多半这么看，但每当真的有人抱怨这些建筑的“破旧”和“不合时宜”时，总会有上了年纪的老人跳出来，用老上海独有的骄傲语气反驳着，“阿拉这里以前是犹太人住的！有人叫伊‘小维也纳’！”

  老人的话里，包含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段历史——为了躲避纳粹，3万多名犹太难民涌入上海，寓居于此，躲过了屠杀。当时，十多万当地人与这些特殊的客人一起生活，福祸相依。

  谁救助了这些无家可归的犹太人？谁是中国的辛德勒？刚刚问世的长篇小说《远东来信》给出了答案，小说的作者张新科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中国的辛德勒不是一个单个的英雄，他是当年向数千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签证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他是难民们抵达上海后善待他们的上海人，同时也是上海这座特殊的城市，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家。

  张新科希望以更通俗的方式，也就是一部小说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一个“小豆腐块”

  激起一部“命运之作”

  几个月之前，在江苏作家圈里，张新科的名字并不响亮。他不是科班出身，也极少参与作家们之间的活动，而且，挂着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这个行政头衔，也让不少清高的文化人对他“敬而远之”。

  这一切在2013年第5期《当代 长篇小说选刊》出版后得以改变——这一期的杂志上，收录着张新科的新作《远东来信》。这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犹太男孩流落中国的经历。通过这个男孩的眼睛，张新科向读者展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近来，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特别热烈，有人赞誉《远东来信》是中国版《辛德勒名单》；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描绘的历史画卷宏大真实；就连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也认为这本书是张新科的“命运之作”，这样的“命运之作”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它只能由被命运指定的作者完成。

  “确实是命运之作，这本书一共35万字，我从准备到完成，足足用了18年。”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年龄接近半百的张新科语气里隐隐有些兴奋。

  1995年，青年张新科远没有现在这样沉稳，那时的他，是一名留德博士，正在被国外同学的冷嘲热讽所困扰。“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同学之间时常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的同学常常嘲讽中国留学生，说在整个二战中，中国人更多的时候是在为自己而战，对于其他国家民族没有帮助。中国人缺少‘国际情怀’。”张新科说，当时所有人的中国人都很气愤，却苦于没有详实的历史资料，无从反驳。

  直到有一次，张新科坐火车从汉堡前往柏林时，在当地德文报纸的夹缝中，看到了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故事。故事是有关犹太人和上海的：在二战期间，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当时，有数万名犹太人寄居上海，直到战争结束。

  这则故事让年轻的留学生从座位上跳起来，发掘出这段流传不算太广的历史，成了当时他脑子中的唯一念头。

  沿着犹太难民的足迹

  寻找即将湮灭的记忆

  张新科在德国学习的是教育管理，在此之前，他学的是理工科，这些都跟历史毫不沾边。而且，不管是在当时的德国还是中国，想要找到与此相关的史料，都十分困难。

  张新科不得不采用了“最笨”的办法。他一方面从当地的史料记载中继续寻找线索，一方面背着行囊，行走于德国、法国、波兰、捷克等地的犹太集中营、各种相关博物馆，以期寻访到纳粹暴行下的幸存者和见证者。这段时间里，他收集了大量素材。回国后，借着在上海任教的一年时间，张新科又游走于上海的大街小巷，他找到了犹太人登陆上海时的码头、犹太人在上海经营的店铺、他们留下的摩西会堂以及当年与犹太人比邻而居的上海老人。

  动笔写《远东来信》是在2011年，之前，张新科已经花了16年时间搜集相关的资料。这些大多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资料，已经成了张新科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的家中，有关德国、上海和犹太人的资料随处可见，有碟片，有书籍，还有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地图……

  在他的脑海中，这段历史的脉络信手拈来：

  1937到1941年间，大批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逃出的犹太难民从西伯利亚辗转逃到日本神户，因日本政府拒绝他们登陆，于是一些想去美国、加拿大的犹太难民先后来到了上海。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当局将沪上的欧美人士视为“敌国侨民”，并将他们关押在上海郊区的集中营内。最初一两年里，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仍保持自由。因为他们来自于日本的盟国，但在这些难民的护照上都印有“J”字犹太人标记。

  1942年7月，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上校来到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该方案因德日之间的分歧未能实施。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命令所有1937年后抵沪的犹太难民迁入“无国籍难民隔离区”。隔离区位于虹口，包含有15个街区。当时负责犹太难民及隔离区事务的日军上尉K Inuzuka是一个亲德派。他支持纳粹德国消灭上海犹太人的“终极方案”。纳粹军官也曾亲临虹口隔离区，策划屠杀犹太人的方案。然而，日方最终没有执行这一计划。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3日，虹口犹太人隔离区正式撤消。对于上海犹太难民而言，战争终于结束了。

  上海敞开大门

  接受犹太难民

  原美国财长麦克·布鲁门撒尔，1939年随父母和姐姐一起逃难到上海，一直到1947年才离开。在他的印象里，当时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因为日本人的占领，上海的大街上随处可见饥饿、死尸、疾病、娼妓和腐败，但他还是感激上海和中国人，因为“如果没有上海，留在德国就没命了”。

  实际上，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之后，回到上海寻访的犹太人越来越多，毕竟，在战争期间，有3万多犹太人曾经在此生活，他们大多幸运地躲过了屠杀，而且还有400多个孩子在此出生。

  这样的现象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上海市和虹口区政府加大力度保留那些犹太人曾经住过的房屋、他们的摩西会堂、他们曾经学习过的学校。越来越多当地的学者加入了寻找并保护这段历史的队伍。

  一本2005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虹口记忆》，较为详细地收录了当时犹太人在上海的衣食住行。

  “1935年9月，德国纳粹颁布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资格，并开始变本加厉地进行排犹反犹活动，居住在德国及德占地区的犹太人惨遭迫害，远走他乡，1938年7月，在法国召开了国际会议，专门商讨犹太难民问题，与会国以种种托词拒绝收容犹太难民。一些犹太人难民辗转来到敞开大门的中国上海，使上海成为成千上万犹太难民的避难地。”

  “1943年，日本占领军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居住、经营的布告》，将犹太难民的居住和营业地区

  限制在兆丰路、茂海路以及邓脱路以东；杨树浦河以西；东熙华德路和汇山路以北，并强行规定1943年5月18日之前，1937年以后从欧洲抵达上海的难民必须迁入上述指定地区，这样，在虹口便形成了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3万多犹太难民和近10万中国居民拥挤在这个不满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共同生活。”

  据当时犹太难民的邻居上海人王发良回忆，“当时的舟山路属于公共租界，所以日本人就把无国籍的犹太人都赶到舟山路来住，舟山路老热闹格，街两旁霓虹灯老多格，有人叫伊‘小维也纳’。”

  另一位见证者殷生洪则说，“伊格辰光，舟山路上住的全部都是犹太人，店面交关，30号开的是杂货店，32号是野味店，34号是修钟表店，46号是帽子店……”

  战争在继续，客居上海的犹太人，谋生手段也趋于多样化——“在当时，不少人做起了小生意，摆地摊、卖肥皂、卖皮鞋牙刷牙膏，甚至还有德国犹太工程师成了鞋匠。”

  当时的居民李阿好回忆，“犹太人老喜欢吃胡萝卜搭洋山芋，不过伊钞票不多，一般每趟只买几只。”

  这本印刷精美的书中，记录了1938年到1945年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还有一些珍贵的老照片，可惜的是，它卖得并不好——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掏出较为昂贵的价钱，买下一段与自己无关，又不被人知的历史。

  研究者有热情，亲历者有期盼，读者却缺乏了解的渠道，这成了制约这一历史被更多人熟知的藩篱。

  学者们的研究太专业

  传播历史需要通俗化

  实际上，早在1992年之前，上海就有一大批专家学者介入这方面的研究。在上海社科院，甚至还专门设有一个犹太研究中心。中心的研究焦点是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历史(大致1936到1950年)，中国的另外犹太群体(最有名的在天津，哈尔滨及开封)和近东的政治学。

  研究者们以专业的态度对待这份历史，使得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犹太人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国家都在排斥他们。排斥的原因分两种，第一种以美国为代表，当时美国国会有一批人带着孤立主义思潮主张不要接收那么多的难民，怕因此影响美国本土人的生活环境。第二种以一些欧洲国家为代表，他们怕得罪希特勒，因为德国那时候已经占领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而瑞士虽然是中立国，但因为与德国接壤，也怕自己受战争的牵连。 弥漫在欧洲的战火让无处可去的犹太人把遥远的上海作为唯一可以流亡的地方。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路线辗转来到上海。”

  “当时犹太人来到上海的道路很漫长艰难，一条路线是从欧洲出发，沿着西非海岸向南，绕过好望角，从东非北上，经过亚洲南亚、东南亚，最后经香港抵达上海。第二条路线是先进入意大利，经过苏伊士运河，仍旧从东南亚经香港抵达上海。1940年，英国和德意两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展开激烈的海空战，海上流亡的路线被切断。难民们被迫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险的逃亡路线——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抵上海。”

  “二战期间，流亡上海的犹太人总数，超过了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南非五个国家收留的犹太难民的总和。 ”

  “之所以他们可以抵达上海，是因为上海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的城市。”在一些专家的研究中，自从1845年，上海出现租界开始，就被称为“国中之国”，中国人不能随便进入，但是西方人却可以自由进出。于是，自从通商开埠之来，上海租界就接纳了各种梦想家、淘金者，其中也包括那些流离失所的逃亡者。但是这个现实却并不适合选错时间的犹太人。因为1937年8月，淞沪战役打响，上海进入战争状态，而犹太人到上海最集中的时间，恰恰也是在这段时间——犹太人是在一个最危险的时间来到了一个最动荡的地方。

  1937年后，上海进入了一个管理混乱的时期——日本占领了所有的非租界，国民政府撤离了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尚未建立，而英法等只是租界的管理者，并没有权力发签证，这样租界地就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

  战争打乱了一切秩序，上海的特殊形势造成了权力真空，于是上海出现了一个在全世界看来都十分独特的景观——成为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进入的城市。这颇有点福祸相依的味道：战争竟然让战场成为流亡者的庇护所。

  在上海的研究者们已经摸清了这段历史，而且一直在抢救亲历者和旁观者的证言，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张新科，可在张新科看来，学者们的研究专业，但不够通俗。

  以通俗的方式

  讲述历史

  “如何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才是最重要的。这场战争中，我们民族的普通人为犹太人做了很多事情，这些普通人应该同那些伟大人物一样被记住。”张新科说，这也是他最终决定把这段历史写成小说的原因，“起初，我也想过以其他的形式，比如说写论文，或者作学术报告。但后来才想通这其中的关键。”

  张新科从2011年开始动笔，2013年最终完成，这本35万字的小说，他删改了数十次。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一位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谢东泓在德国的跳蚤市场上，淘到了八封信，这些信件，都是犹太男孩雷奥在1938年至1945年期间，从中国寄给他在德国的音乐老师的私人信件。谢东泓通过对八封信的翻译整理，以及先后两次来到上海和河南的实地采访，揭开了隐含其中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过往。

  1938年底的德国，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水晶之夜”，犹太人惨遭纳粹分子迫害，大批犹太人为求活命，想方设法逃离法西斯魔窟。雷奥的妈妈在去美国、英国等国家申请避难遭到拒绝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得到了前往中国的签证。而雷奥的父亲和姐姐，已经惨遭纳粹的杀害。经过了21天的航行，历经苦难的雷奥终于平安抵达了中国上海。雷奥和妈妈得到了中国人的帮助，开了一家面包店艰难度日。由于中国人的包容，犹太难民在虹口区建立起了一个个具有欧洲风情的咖啡店、奶酪店，甚至入乡随俗，开起了修鞋、修锅的店铺。

  然而，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日本人和德国纳粹沆瀣一气，设立“隔离区”，残酷迫害在上海的3万余名犹太人。雷奥的妈妈也遭到秘密杀害，而雷奥则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历经万险来到千里之外的河南上蔡。因为长相奇特，跟随地方戏班唱戏活命的雷奥，处处受到怀疑。聪明懂事的他，在戏班成员的精心呵护下，一次次从日伪、土匪的手中化险为夷，其间，一些中国人，却因为保护他相继不幸遇害。和人祸相比，还有天灾，发生在1942年的河南大旱，让雷奥一次次直击人间生死的残酷。一边是苦水的浸泡，一边是大义的恩泽，雷奥逐渐长大成人。1945年，在多方帮助下，对中国充满无限感恩的雷奥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中国，前往美国纽约。50年之后，当著名歌唱家雷奥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上时，很多曾经帮助过他的人都已经长眠地下。在亲人坟前磕过三个响头后，雷奥唱起了他在世界巡演时演唱的那首著名歌曲《在东方》……

  “谢东泓就是我，他只是一个引子。”张新科说，他试图通过当时的各种细节还原历史，完成得还不错。“我把手稿给朋友看的时候，还有人认为雷奥确有其人。”

  谁是中国的辛德勒？张新科说，是当年向数千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签证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是他们抵达上海后善待他们的上海人，是上海这座特殊的城市，是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家。

  由于受到杂志篇幅限制，《当代》杂志刊发的只是《远东来信》的25万字的缩减版。今年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正式出版35万字的完整版《远东来信》，并作为后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要书籍推出。

  这部小说尚未正式出版，但已经受到多方关注。现在，已经有几家影视公司想要拿到这部作品的影视改编权。此外，还有人想改编成广播剧等形式。对于这一切，张新科的态度都是“先等等”。

  “当然希望更通俗的手段来传播这段历史，但历史是厚重的，这不能草率。”张新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