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博物院被正式命名为“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延续了中央博物院考古工作的传统，自1949年至今，在考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工作：调查南京附近的六朝陵墓；发掘南唐二陵；发现青莲岗遗址；发掘南京明代功臣墓；发掘南京北阴阳营遗址……

  从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栖身南京鸡鸣寺路（今北京东路），到1948年中央博物院在中山路（今中山东路）开馆，筹备处的人当时大概没想到，这段并不长的路程，因为战火的阻隔，却用了十多年才走完。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筹备南迁

  鲁迅和胡适曾强烈反对文物南迁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北方岌岌可危，于是国民政府计划将收藏在北京的大批文物精品迁移到南方，这批文物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也包括已经划拨给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文物南迁的消息，经当时的报纸披露后，引起巨大反响。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段勇，在他的《古物南迁的记忆与真相》一文中，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最激烈的反对者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他发起组织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南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士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著名学者胡适也对南迁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忧虑古物一散难复聚，而寄希望于通过国际监督和干预来保障古物安全。古物南迁的同时，社会上有舆论责难华北高校南下请愿和逃难回家的学生，鲁迅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嘲讽。”

  而即便在故宫博物院内部，关于古物是否南迁，也存在着争议，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最初就不赞成。最有意思的是，当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在为南迁做准备时，他的儿子马彦祥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除此之外，北平和外地的不少民意机构也纷纷通电，加入反对南迁的大合唱。

  虽然反对声四起，但为了确保珍宝在外敌入侵时不致散失，古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政府批准了文物南迁计划，而反对南迁的不少人士后来也参与到了古物南迁的行动中。

  被迫西迁

  1937年，中央博物院文物分成三路西迁

  1936年夏天，最大一批文物通过京浦铁路到达南京浦口。当文物到达浦口时，朝天宫的仓库还没有建好。于是，文物在浦口装船又到了上海，存放在一个银行的金库中（注：也有说是在仁济医院仓库）。大约一年后，朝天宫的仓库基本建好了。文物又从上海回到了南京。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日军一旦突破上海防线，首都南京也将陷入危机。所幸，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未雨绸缪，早就做好了文物西迁的准备。1937年8月14日夜，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中央博物院的第一批西迁文物抵达下关码头，悄悄上船起运，离开了南京。第一批文物离开后的第二天，日军飞机飞临南京上空，开始轰炸南京。

  此时，中央博物院的第一期工程基本完工，人文馆大致建好。然而，大批文物却无缘在这里展出。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大批文物被迫西迁。1937年12月10日晚上，最后一艘载满文物的船离开南京。三天后，日本军队占领南京。随后，日本派出330多名专家、360多名士兵开始掠夺文物。而此时，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已经在西迁的路上，文物分成三路，其中南路从水路到达汉口，再到长沙、贵阳，最后到了四川巴县；北路，则从浦口火车站出发，经过西安、宝鸡，穿越秦岭蜀道，最后到达峨眉山下的大佛寺；中路文物离开南京下关后，经汉口、重庆、宜宾，到达乐山朱罗祠。

  在祖国的大西南，这些国宝级文物度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虽然远离了战火，但土匪的骚扰却隔三差五就有。

  为了安抚土匪，保住文物，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的徐森玉，甚至曾经把自己的一个儿子交给土匪做人质。

  李庄的学术黄金期

  中央博物院西迁期间，筹备处主任李济最终带领大家落脚在四川长江边的一个古镇——李庄。在相对宁静的李庄，学者们度过了一段相对安静的日子，更令人欣慰的是，就在这段岁月里，中央博物院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限于篇幅，仅举两例。

  奇才王振铎

  复制司南

  在李庄期间，中央博物院有位叫王振铎的助理设计员，他的级别算不上高，但却是一位奇才。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司南的样子，就是由王振铎根据古文献复原而来的。

  在王振铎复原出司南之前，司南失传已久，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没人能说清楚。王振铎在东汉王充的《论衡》中找到了古人对司南最为详细的记载：“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王振铎认为：“杓”是勺状的东西，像喝汤用的调羹，“柢”则是“把儿”的意思，而“地”则是指罗盘。做个“杓”很容易，但“杓”怎么才能指南呢？王振铎想到了磁石，他用云南出产的磁石做了一个勺子，并通过实验多次证明它可以指南。

  复制司南虽然成功了，但勺子做好后，磁性太微弱，不得不用电授磁，而授磁的办法古代是没有的。当时中国磁性最强的磁石在河北磁山县，但因为被日本人占领，无法取到当地的磁石。抗战胜利后，王振铎用磁山的磁石来试验，结果与人工授磁的效果完全一样。除了司南之外，王振铎还复原出了宋代水钟等。

  梁思成醉心

  复原古代建筑

  梁思成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大家，他本人并非中央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但在抗战期间的李庄，经济困窘的梁思成受中央博物院的委托，加入中央博物院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做了大量西南古建筑及附属艺术的调查。

  东汉的张衡曾写有《两京赋》，其中“巍峨高耸、百尺入云”一类的关于建筑的描写，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夸张的手法，但按照梁思成等人复原的汉阙的尺度来推测，当时长安城汉阙的高度确实很惊人，不低于今天保留下来的希腊巴台农神庙遗址。有一种观点，一直认为中国的木结构建筑简单，不能够做大体量，这个说法被不攻自破。

  在李庄这块小小的天地里，古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多角度、多层面地展开。梁思成着手对古代中国的建筑史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动笔撰写古代中国建筑史。

  1943年底，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终于成稿了，这是一部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今天的南博

  延续了中央博物院考古工作的传统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中央博物院西迁的文物逐批返回南京。1946年12月，中央博物院建筑工程仍旧按照原计划进行。到了1948年4月，一期工程及附属工程竣工。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博物院被正式命名为“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延续了中央博物院考古工作的传统。自1949年至今，在考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工作：调查南京附近的六朝陵墓；发掘南唐二陵；发现青莲岗遗址；发掘南京明代功臣墓；发掘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南博还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学研究，先后编写出版了大批学术著作。

  如今，南京博物院馆藏文物，在原中央博物院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江苏境内的主要文物精品基本集中在南京博物院。旧石器时代的文物有马陵山脉、宁镇山脉和太湖地区的旧石器、动物化石。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良渚文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石器、玉器、陶器、骨角器等。江苏彩陶和良渚文化玉器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商周时期铜山丘湾的大彭国社祭遗址、吴越青铜器、汉代玉器、漆器、六朝青瓷器以及宋元明清的瓷器等，都各有精品。另外，江苏历代名家的书画，南博也收有不少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