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展示了袁世凯与其五夫人杨氏后裔的百年家族史，讲述袁家四代数十人的人生故事，映照出袁氏一脉的百年沧桑。这也恰是百年中国历程中一卷镜像。在杨氏夫人这一支的后裔中，有民国著名的民族企业家袁克桓，有多位人民教师，有海外创业者，有政协代表，有普通的企业管理人员，也有艾美奖获得者，还有建筑师、神甫、画家、诗人……

  在袁世凯离世的这一百年里，他为他的子孙留下了什么？身为袁氏后人，家族的背景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

  [上期回顾]

  1916年袁世凯去世，第六子袁克桓推迟婚期。

  袁世凯去世后，按照遗嘱，每个儿子分得十五万元，具体到袁克桓，应该分得现款银元八万元，黄金四十两，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耀华玻璃、盐业银行、华新纱厂、天津造胰公司等的股票）总面值约七万余元。袁克桓并没有将分得的家产用于挥霍，也没有像有些兄弟那样把股票低价抵押、转让或出售，而在母亲五夫人的帮助和妻子陈徵的支持下，用手中的这些股票迈向了实业。

  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耀华玻璃、盐业银行、华新纱厂和天津造胰公司等等都是清末民初著名民族资本企业。这里每一个实业，早期都与袁世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以启新洋灰公司为例，从启新最初的资金来看，是借用了当时袁世凯北洋银钱和天津官银号的公款。1906年，周学熙借官银号银洋一百万元和银五十万两，接办启新洋灰公司及开办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的性质是官督商办，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近代水泥生产企业。最初，启新洋灰公司每走一步都是由周学熙向袁世凯报告，并且周学熙也向袁氏家族赠送了启新和开滦这两个企业的大量股票。

  袁克桓按他手中的股票合计，应该是大股东。所以，他拿着分得的股票去和周学熙谈判，他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企业的前途命运，所以要求参与企业管理。

  从《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一书来看，当时启新虽然是由周学熙的徽派帮把持着，但是整个公司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相当的细化和条理化，从我们现在根据有限公司的管理角度来看，也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袁克桓于1927年进入启新董事会，其弟袁克轸于1932年进入启新董事会，袁克轸娶周馥的十一小姐周瑞珠为妻，周学熙是周馥的第四个儿子，所以袁克轸是周学熙的姑爷。袁克轸在力争袁克桓进入启新董事会和在以后的管理上出了很大的力，帮了很大的忙。显然，启新公司一开始就有家族联姻交织的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1925年3月7日，周学熙向启新提交了辞职书，启新在1927—1930年期间聘请了与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的龚仙舟为总经理。1930—1932年，袁克桓成为启新副总经理。1933年开始，袁克桓正式成为启新公司总经理。

  开滦煤矿是华商滦州矿务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商开平矿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经营的，故合称开滦。袁克桓成为中方董事长，办公地点在天津开滦矿务大楼。袁克桓还在湖北创建了华新水泥厂，在南京创建江南水泥厂，在北京创建北京琉璃水泥厂，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把中国的水泥托拉斯建立起来。此外，还在上海、唐山、河南卫辉创办棉纱厂。后又在上海创建了耀华玻璃公司，是制造玻璃的一个龙头企业，耀华玻璃的牌子畅销东南亚。

  以当时袁克桓在实业界的地位，据他家人说，每次他从唐山回到天津的时候就会引起股票的波动。

  袁克桓妻子陈徵的一个亲侄女，叫陈澄，她嫁给了后来颇有名气的爱国民主人士叶笃义的四弟叶桐庐。当年陈徵由一专列接到天津正式成婚之前，把叶家视同娘家人并住在叶家。所以，袁家是在叶家迎娶的陈徵。陈澄的丈夫叶桐庐对于股票的动向非常关注，常常通过陈徵作为内线来探听股票方面的行情，每次打听袁克桓的位置和行踪，皆因为袁克桓的举动能够引起股票的波动。天津周围许多人也因此都围着叶桐庐，足见袁克桓当时的实力和影响。

  1935年7月1日，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是启新洋灰公司的子公司，董事长由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担任，袁克桓是常务董事长。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年底，战火蔓延到苏南，逼近南京。江南水泥厂位于南京栖霞山东麓，一般人也称之为栖霞山工厂。

  袁克桓作为江南水泥厂常务董事长，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尽最大力量保护工厂，拯救刚刚建立起来的栖霞山水泥工厂。当时工厂与丹麦签订购买机器的合同，款未付清，产权仍属外商所有，袁克桓借机在厂内挂出丹麦国旗，同时让德国籍技师昆德在厂内悬挂德国国旗。袁克桓很明确地向昆德提出了请求：“如果你在战时帮助我们保护了这座股东们以巨资建造、尚未投产的工厂，你在那里的工作能让我们满意，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未来。你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12月9日，中日双方在栖霞山展开激烈的交战后，栖霞山沦陷，被日军占领，昆德和辛德贝格等人和留厂守护人员仍然坚守在水泥厂内。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占领，南京大屠杀即将开始。卡尔·昆德和辛德贝格凭借特殊身份，当即出面把大量难民救助到工厂，设立起具有“外籍”身份的“难民营”，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把江南水泥厂变成了南京最大的流动性难民营，共接纳三万多难民，时间长达半年。

  南京沦陷，日本厂商对设备先进、年产二十万吨的江南水泥厂颇为觊觎。1939年11月，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常务董事与三井洋行水泥部长一起，在天津面见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长袁克桓，他们语气强硬地谈合作的必要性，袁克桓顶住压力没有接受。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设于太平洋珍珠港的海军基地，日本与英美决裂，对中国沦陷区工业也由最初的抢劫、破坏到“以战养战”和疯狂地榨取。

  1943年7月14日，日军军部突然通知袁克桓：因日军在山东张店（今淄博市张店区）制铝需要，要求用江南水泥厂制造水泥的主要设备，必须立即拆卸运往山东。面对日军高压，以袁克桓为首的董事会并未屈服，先后召集天津、华中股东谈话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大家均一致反对拆迁。最后，日军唆使汪精卫伪政府做出决定，于1944年9月日军进驻江南水泥厂，并将生产水泥的设备洗劫一空。但是工厂最终还是被保住了。

  如何保护企业不被日本人毁坏；又如何不与日本人合作，不妥协成为汉奸，这样一段无异于“走钢丝”的经历对袁克桓身心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

  抗战胜利后，袁克桓辞去了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经理，专任江南水泥厂董事长和上海耀华玻璃董事长。后来因袁克桓家里孩子比较多，养病不是很安静，而袁克久没有孩子，所以袁克桓就住到了袁克久位于民园大楼的宅内，1956年，因心脏病故去，享年五十八岁，比父亲袁世凯多活了一年，也走过了与父亲袁世凯不一样的人生轨迹。